杨勇接到父皇杨坚下达的第二道诏旨时，整个人都懵了。
  向来只有身为一国储君的太子方可在皇帝离京时留京监国，还从未有过藩王留守帝都，监理朝政的先例。这岂不是要废储立储的前奏吗？
  杨勇竭力按捺着极度恐慌的心情，紧急召集唐令则、萧子宝等几名亲信臣僚来宜春殿商议对策。
  唐令则仍坚持之前的意见，劝解杨勇道：“圣上命殿下伴驾同行，留晋王居京监国，虽有违惯例，然也不为不可。下官以为，殿下只需遵旨行事，陪同圣上、娘娘前往仁寿宫避暑就是，大可不必妄加揣摩圣意，更不可轻举妄动，自启祸端。”
  “令则，火都烧到眉毛了，你是要本宫坐以待毙，坐等父皇下达另立储君的诏书吗？”杨勇急得拍案大怒，胀红着脸斥责唐令则道。
  唐令则面不改色地答道：“试问殿下，圣上倘若真要另立储君，殿下能拦得住吗？圣上又何必要殿下随驾前往仁寿宫避暑呢？依下官之见，圣上此举，多半是在试探朝中民意，还远不到下达废储诏书的时候。因此，下官以为，晋王虽深得圣眷，但论其在朝中的人望，尚难以与殿下相比，当此之时，殿下只需安守本份，顺从圣意行事，应当可保无虞的。”
  “又是安守本份！你除了要本宫安守本份以外，就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吗？”杨勇此时哪还能安份的下来，极不耐烦地冲唐令则摆摆手，示意他退下。
  萧子宝这回倒是附和着唐令则向杨勇进言道：“臣觉得唐侍郎所言不无道理。圣上有意不依惯例，做如此安排，多半就是想试探朝中对此事的反应，借以比较殿下与晋王在朝中众臣心目中的威望。不过，臣主张，殿下还是应当有所作为才是。譬如，联系亲近朝臣联名上书圣上，指出留晋王居京监国与朝廷循例不符，看看圣上会做如何解释。”
  杨勇的眼亮了，目光移向唐令则，征询着他的意见。
  “殿下积二十年储君之人望，还愁朝中无人挺身而出，替殿下鸣不平吗？反而，若被圣上察知了是殿下授意朝臣质疑圣意，下官以为，将对殿下极为不利。”唐令则淡然答道。
  杨勇左右为难，低头沉吟移时，方叹口气，说道：“那就等等吧，看会不会有朝中大臣替本宫仗义直言。”
  其实，不仅唐令则、萧子宝看出了杨坚今年避暑前打破往年常规，有意留下晋王杨广居京监国，是为了试探朝中众臣对皇帝另立储君的反应，而且当时在长安朝中居官的大多数朝臣都领会到了皇帝的这一用意。
  不过，还是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大臣向皇帝提出了质疑。
  首先一位，就是时任内史令的广平王杨雄。
  杨雄既是杨坚颇为信赖的同族兄弟，又位居朝中宰辅，在接到皇帝要留晋王杨广在京监国的诏旨后，他并没有上章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方法，入宫求见杨坚，当面向他提出了自己对这件事的意见：“臣弟以为，圣上离京，由太子留京监国已成惯例，若圣上已决意行废立之事，不妨直接下达另立阿么的诏命即是，不宜含混行事，造成朝野混乱。”
  “哦？你是这样认为的？”杨坚呵呵笑着反问杨雄道，“这么说，你是赞同朕另立阿么为太子的喽？”
  “臣弟没说过这话。”杨雄忙摇头否认道。
  “连你都不敢向朕直言赞同另立阿么为储君，更甭说朝中其他的人了。况且，朕只是念及阿么比见地伐年轻几岁，更耐得住长安城里的炎热，想要他多替朕分担一些朝务，并没有别的意思。”杨坚半虚半实地向杨雄解释道。
  杨雄还欲再劝时，杨坚已吩咐他道：“回去向内史省的吏员转达朕今日对你说的这话，命他们各安职守，不用再上章劝朕改变主意了。”
  杨雄只得诺诺连声，退出了麟德殿。
  除杨雄之外，先后向杨坚上章，提出质疑的还有左卫大将军元敏、吏部尚书牛弘等朝臣，就连在外任职的建康总管达奚长儒、太平公史万岁等人也给杨坚送上了奏章，力劝杨坚不要再行废立之事。
  杨坚则除了向同族兄弟杨雄当面交待转告其下属不要再上章劝他改变主意以外，对元敏、牛弘、达奚长儒等人的所有上章一概不予答复，依旧按照既定的行程，待杨广从并州赶回长安的第二天，就带着太子杨勇前往仁寿宫避暑去了。
  对父皇杨坚作出的这一与朝廷惯例不符的决定，身为当事人的杨广本也想上章请求父皇收回成命的。可是，在高颖罢相后，已取代他的位置改任尚书左仆射的杨素却派人给杨广送来了一封密信，在信中叮嘱杨广千万不可错过这次回京监国的大好机会，并向他暗示这也是皇后的意思。杨广接到杨素的密信后，遂将已写了一半的奏章撕毁，遵照父皇的旨意辞别汉王杨谅，返回长安监国来了。
  由于几个月前，河北道治下储存军粮的十几座粮仓几乎同时被人纵火焚毁，使得隋朝北境的形势并没有因杨广率军迅速平定了东突厥国内的叛乱而缓和下来，反而因军中缺粮变得更加严峻了起来。
  这是因为，隋朝建立的前后数十年间，对中原王朝构成最大威胁的便是北方的突厥，为此，自开皇六年起，杨坚采纳高颖等人的建言，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在河北道治下的幽并定代诸州修建了十多座可供二十万军队食用至少三个月的粮仓，以随时应付北境局势的变化。
  尽管近十多年来，北境的局势还算基本平稳，但杨广深知，河北道这十多座粮仓中储放的这些粮食对确保北境安宁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在率军平定东突厥国内叛乱后，他并没有急于返回长安，而是继续留在并州，会同汉王杨谅一面彻查粮仓被焚事件，一面上章请求朝廷从各地迅速调集粮食运往河北，确保北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