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男人和女人（整理于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男女平等系列、男女之间自然的关系系列、男女人的自然属性系列、男女新型关系系列）
  “有一个善的本原，它具有智慧、创造力，它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还有一个恶的本原，它所创造的是混乱、黑暗和女人。”
  在原始社会中末期，男人作为生存者得到了自我实现。男人征服自然神秘的力量，创造出工具，开阔疆域，然后他认识到大地作为母亲的神秘力量，她能产出儿子，也能产出粮食，他能从中收获生命与粮食，他因恐惧而把他自己变成了女人的奴隶，他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无能，认同了他作为大地的儿子与情人的存在，但他又认识存在某种意义的他——从一个陌生的氏族领来了一个妻子，女方氏族交出了一个成员，他的氏族则提供了牲畜、果实或劳动作为回报，但是既然丈夫要对妻子和她的孩子承担义务，他也就能够从新娘的兄弟那里得到补偿。在母氏族时代，通过婚姻，他将获得男人身份的尊严和一块属于他的土地。在大地上劳动时，他都在坚持用超越性战胜内在性，认识另一个存在的自我，他足认为自己有一种超自然力，不再是受自然控制的，他们都在开创与他的过去所不同的未来。男人的天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优越的发展，他在大部分时期都超过了女性，不但在开阔土地与耕种的基础上，而是在他认识了某种存在意义独立存在的自我，他率先突破了界线，开创未来。为了维持，他创造；他突破现在，开创未来。
  所以，父权制的胜利既不是一个机遇问题，也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从人类最初时起，男性在生物学上的优势，就使得他们能够肯定自己作为唯一的主权主体的地位。他们从未放弃过这种地位——他们曾把自己的独立生存，作为奴隶，部分地交给大自然，交给女人，但后来又重新认识自我，将之主权地位夺了回来。女人在被动地扮演他所决定的角色自然之母的同时，也被判决仅仅拥有靠不住的力量：当偶像或做奴隶不是由她选择的命运。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施过自己的法律，她只不过给男人糊弄了一番。
  不过，若是女人的体力能够胜任生产劳动，她也许会和男人一起去完成对自然的征服，人类也许会通过男女两性去反抗众神。但女人未能利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好处。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人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人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恩格斯对她的贬值做了不完整的解释：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干扰了生产力平衡，因而导致了女人处于劣等地位。但这还是不够的，这种劣等性本身不足以解释女人所受的压迫。女人的不幸在于，她没有和那个劳动者一起变成同类的工人，没有通过技术、力量让自己变为劳动在大地上、屋社旁的工人，她们被认为是大地之母，就任由大地的情人或孩子——男人，在她们身上耕耘，她们因此没有认识另一个存在意义的自己，于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伙伴关系之外。男性之所以没有把她当成和他一样的人，是因为她没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是因为她仍被禁锢在生命的神秘过程中。女人因她的生育力而受到崇拜，因有别于男人而具有他者那令人不安的特性，她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支配着依附于她的男人，同时又依附于他，这又是偶像又是附庸的角色让她始终保持着两面性。她实际上很欣赏主奴关系的那种相互性，但当时的奴隶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除了是一个做奴隶的男人其他什么也不是，除了劣等其他没有差别；随着男性扩张的权力与意志，尤其是在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能够成为土地这个他者的所有者时，他的私欲就膨胀了，他还要求对女人的所有权。以前他被超自然力、土地所占有；现在他占有了超自然力，占有了土地。他摆脱了女人的束缚，现在他要有自己的女人和后代。他希望家庭劳动——他用以改良耕地——能彻底属于他，而这意味着自然大地之母也可以归他改良，归他所有，这让只停留于被遵从为大地之母的女人酿成了一场灾难，只能成为他的压迫者。
  在原始时代，没有一次观念革命能比以父系血统取代母系血统的观念革命更为重要的了。
  女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便被废黜了。多少世纪以来，她的命运始终与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她的大部分历史都同世袭财产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时而是大富翁，时而是分割的几分之一（她只是一个附妾），时而是未成年者（不可以处理她作为财产附庸于男人的部分），她甚至沦为妓女（丈夫把她卖给了怡红院）。
  然而，宗教让女人在婚姻上重新有了色彩。在基督教早期，女人服从教会的管束，那时她们比较受到尊重。她们和男人都被证明是殉道者，修女与教士不能结婚。但女人处于绝对依附于父亲和丈夫的地位。从父权家庭到真正的婚姻家庭的转变，宁可说是出现在摆脱农奴制的过程中。农奴和他的妻子一无所有，妻子还未过门前是父亲的财产，过门后是丈夫的财产。他们却拥有房屋和家具的使用权，但由于没有财产这个经济条件，男人没有任何想主宰妻子的理由，他只要求她忠贞，而他可以一夫多妻，买卖她的人身。相反，共同的财产利益、其他利益使他们融为一体，妻子上升到伴侣的地位。于是，我们敢问，怎样能让妻子既做妻子又做伴侣？这是男人与女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封建主义在动荡中出现时，女人的地位是变幻莫测的。封建主义在主权与财产之间，在公权、私权与强权之间引起了权威上的混乱，在这制度下的女人地位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中世纪开始，女人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她在特权阶级的实际处境的确在改善。女人摆脱家庭束缚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侵犯她个人自主权的国家主义倾向得到有所改善。上层社会的女人时不时地出现着一些优秀的艺术家与作家。
  之后，女人的自由逐渐扩大，女人们研究哲学和科学，建立物理、化学实验室。
  然而，女人的成功引起了男人们对她们的新攻击，她们从未有过公正的机遇。
  在这私有制这段漫长历史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说出几个男女关系特别的例子；
  比如说在斯巴达实行的公有制的城邦给予了女人几乎与男人平等的待遇的唯一希腊城邦。在斯巴达，教育女孩子的方式和教育男孩子相似，没有把妻子关在丈夫的家里：的确，丈夫只能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和她幽会；妻子几乎不是他的财产，以至基于优生理由，另一个男人可以要求和她结合。世袭财产消失时，通奸这个观念也就消失了。所有的孩子完全归城邦所有，生活依然进行着……
  再比如说，12世纪在法国南部出现的“骑士爱”，是对女人的命运问题有所改善，不论它是来自贵妇与年轻男仆的私通，还是来自对圣母玛丽亚的迷信或对上帝的一般之爱。贵妇的闲暇生活，使她们有可能进行社交，变得温文尔雅，为炫耀而写作诗歌，诗歌里的意境与那个中世纪时代刚兴起的骑士画风导致的朦胧意境，文人、诗人、画家、雕塑家、骑士爱常被看做是女人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可能变为真实，妻子在追求婚外的情人。骑士爱是对野蛮的、正式的社会习俗的补偿。如恩格斯所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社会以外才有，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只要婚姻制度还存在，婚外情这的确是爱情会采取的形式，这是给人一种自由的反抗方式，是反抗私有制的体现。
  法国大革命时期女人的斗争，那是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声，第一次女性主义，女性是完全地自由的，是与男人完全地平等的，这有得于拿破仑的功绩，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男人和女人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女性追求两性的平等，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一夫多妻，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
  19世纪直到现代，随着女人步入工业领域和走出家门，她的要求开始具有十分深刻的重要意义，可能波及到资产阶级的核心。她可以自由选择生育小孩，由于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地产对于个人财产不再重要，家庭群体的统一原则不再有效。资本的流动性，使资本的拥有者有可能不为资本所占有而是去占有它，他不必顾及所有权，可以随意加以处置，也就是说，女人这个资产他可以不必太严格要求她。由于世袭财产的存在，女人对其配偶的依附性极强；随着世袭财产成为过去，女人和男人完全处于并列地位，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可能以一种可与财产利益的稳固性相比的稳固性，把他们联在一起。所以个人可能会得到对于群体的独立性。
  这一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美国，尤其令人瞩目：离婚风靡全国，夫妻好像只是临时搭伴，家庭也只不过是婚姻里的契约社会，夫妻俩有共同的约定。这种平衡的结合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有时甚至存在于婚姻的框架之内，但往往存在于这种框架之外。有些伴侣的结合是基于强烈的性爱，这种性爱使他们在友谊和工作中是自由的；也有些伴侣的结合是出于友谊，这种友谊并不妨碍性的自由；……那些既是情人又是朋友、但彼此都不把对方当做自己生活的唯一依靠的人则比较少见，但那是乐所见闻的，是自由感情的走向。在男女关系中可能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当志同道合、欢欢喜喜、彼此信任、情趣相投。互助合作、相亲相爱时，他们相互都可以成为快活、财富以及人们可以利用的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她们几乎不知不觉地从“亲吻”和“拥抱”，发展到完全的性交。一旦性发动失去禁忌的一面，一旦女孩子较自由地对待性伙伴，一旦他的男性支配态度趋于消失，性发动就会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她的情人也很年轻，是个胆怯的新手，与她是平等的，女孩子的性抑制就会加倍地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她变成女人（主体）将不会发生十分深刻的变化，相反，男人的压制就会给她们带来的性焦虑、性羞耻、性厌恶、性恐惧、性冷淡等变化……
  那些活着的女人过去常常告诉她，她总有一天也会牙齿脱落，卵巢萎缩，脸生皱纹，这是完全正常的，她们早已知道这一点。
  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婚女人的人身、财产与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他始终让法律制度或其他方式让现实女人处于第二性这样的状态（不具备法律资格）保持和谐，只是把女人降到物的等级高低有所不同罢了。
  但是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
  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的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都在暗自哀叹他自己在未来将不复存在。但是明天的人类将是朝气蓬勃的肉体，并且有自己的有意识的自由；明天将是送给人类的礼物，而人类也会更喜欢明天。我们所无法想像的肉体与情感的新型关系将在两性之间出现，而且出现、发展得怎么样；其实，今天在男女之间已经出现了过去几百年所无法想像的友谊、竞争、共谋和同志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贞洁的还是肉欲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没有哪种见解能比注定让新世界一成不变、因而让它令人厌倦的见解更有争议性的了。我认为，目前这个世界并没有摆脱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束缚，而自由永远不会产生一成不变的东西。
  首先，男女之间会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她的性爱因而她的性世界有着它们自己的特殊形式，所以不能不产生具有特殊性质的肉欲和敏感性。这意味着，她同她自己的身体、同男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和男性同他自己的身体、同女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完全一样；即在平等中求差别的生存是可以实现的。
  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依旧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征服”和“结合”，将不会失去其意义。马克思曾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
  对这种情况不可能有更透彻的阐述了，这就是说，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
  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在性本能当中未必不含有满足性本能的否定因素。可以肯定，性本能不允许把自身同社会融为一体，因为在性冲动当中存在着瞬间对时间的反抗，存在着个性对共性的反抗。如果人们打算指挥共利用性本能，则有扼杀它的危险，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任意处置惰性物质那样，去任意处置活动着的自发性，更不可能像可能获得的特权那样，去通过暴力予以获得。
  两性当中表演着同样的肉体与精神、有限与超越的戏剧；两性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他们如果想品尝这种味道，就不会再去想争夺靠不住的特权，于是友爱便会在他们当中实现。
  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自由关系。
  （下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