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的一天，借调到营部帮助去写“创四好”材料的卢凯打电话叫我去营部取个包裹，在三线的日子里，我是从来不跟家里要东西的，是怕我母亲伤心，在回咸阳处理事故时，我母亲曾经问过我：“生活上是不是很艰苦？”说是单位里老学生连的家长问过她，孩子在那里吃的饱吗？她们的孩子经常会让家里寄些吃的。为了让我母亲放心，我瞒着她说我这里好着呢，其实事善意的谎言。不是为了别的，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千里之外，兵团和插队日子也不怎么样，有时写信回来抱怨几句，母亲总是偷偷的流泪，所以我从上三线那天起，就想好了，只说好的，不让母亲担心。
  这个包裹是我远在新疆的大姐，搞到了两付扑克牌寄给我，信早在两个月前就收到了，可这个包裹今天才到（那时大姐在南疆墨玉县，到和田就要走两天，再从和田到乌鲁木齐，运气好长途车不出毛病要走8-9天，赶上车出毛病走上十几天也是常有的事情，再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火车四天三夜，算下来一封出疆的信要近一个月才能收到）。我来到营部卢凯和部队书记员的小屋，喊了两声没人答应，就走到旁边宣传站去找，在宣传站的外屋站着六、七个熟人，卢凯也在，刁副营长笑嘻嘻的在椅子上坐着，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有一个角已经撕开了个小口，又合了回去，显然里面有什么，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
  刁副营长问我：“小黄里面是什么呀？打开我们看看。”我也是成心逗逗他们，说：“没什么，是小人书。”说着从桌上拿起了包裹，顺着那个小口往正面撕开，一本小人书露了出来，屋里的众人都说，再撕大点，撕大点看看，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我索性把小人书拿了出来，从里面倒出了一副扑克牌，众人高兴的笑了起来。我说：“那只有见一面分一半了，这一副就留给你们吧！”刁副营长高兴的拿起扑克走了，剩下的人也都跟了出去。
  扑克牌在文革中被列为四旧，在市面上基本绝迹。我把另外一副揣在兜里，那两本打掩护的小人书扔在了那里（那年代的小人书故事假的没法看）返回了连队。到了宿舍，我把扑克牌扔给了战友，房子里一下炸开了锅，三排有副扑克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连，这副扑克牌自打开盒后，就昼夜不停的连轴转。四个人打牌，几十个人看，屋子里挤的水泄不通，都想上去摸两把，就是曹连长一有空也跑到屋子里甩几把，有时打困了，胡乱找个床铺睡上一觉，起来接着干。
  我们宿舍的还规定，这副扑克牌概不外借，所以当三排出工时，其他排的牌迷们会接着在那里打牌，这副扑克牌我是再没沾过手，那时候娱乐器材就是这样的稀缺。可怜的扑克牌最后被打的四边都磨没了，可是我们连再也没有第二副扑克牌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