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咚，咚”，有人在敲门，正在写字的梅姨闻声放下手里的笔，侧起耳朵。
  “咚，咚咚，咚”，不轻不重，两长一短，两短一长，梅姨知道是闫武来了。梅姨让郝婆开了门，闫武急匆匆地走进来。
  闫武见到梅姨的第一句话就说：“肖梅，你已经决定去重庆了吗？”
  “对，我要去一趟重庆，船票都买好了，明天中午的船，我和郝婆一起去。”
  “明天的船。”闫武若有所思地说。
  “闫先生，你放心，我没事，会平安回来的。”
  “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不阻拦你了。”
  这时候，郝婆端着茶水一瘸一拐地走进来。郝婆把茶水放在闫武的面前，低着头，小声地说：“先生，我陪着小姐去，您就放心吧，我一路会照顾小姐的。”
  “那好，那就有劳郝婆了。”闫武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先生不要客气。”郝婆说完，瘸着腿走出去。
  自丛梅姨带郝婆回到家里，郝婆就和梅姨住在一起。郝婆每天帮助梅姨料理家务、打扫卫生、做饭，梅姨感觉生活方便了许多。郝婆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干活很麻利，干净利落。郝婆每天都穿着一条很肥大的裤子，以此来掩饰她腿的残疾。
  有的时候，闫武和其他同志来了，郝婆就会做上一大锅饭，买来一大盆馒头，让同志们吃个饱。闫武和梅姨他们在一起秘密地商量事情，郝婆从来不进来打搅，很有眼色。郝婆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梅姨只告诉郝婆他们在偷偷地倒买倒卖一些货品，他们想利用战争的机会多赚点钱，这就要承担一些风险。这样的借口听起来好像很能让人相信，郝婆似乎也信以为真。
  闫武听说梅姨要到重庆去搞电台，心里很是担心。虽然重庆是大后方，但日本人对重庆的轰炸非常疯狂，日本间谍的活动也很猖狂，他唯恐梅姨会暴露身份，发生意外。
  闫武望着梅姨好像想说什么，不过，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简单地说：“肖梅，你一定要当心。”他放轻声音说，“即便办不成事情，也不要冒险。”
  梅姨笑了：“我知道，我会当心的。”梅姨有意大声地说，“不冒点风险，怎么赚到大钱呀。”
  梅姨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之后，区书记交给她的第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要梅姨想办法搞一部电台。以前，闫武手里有一部电台，那部电台本来就很老旧，经常发生故障，后来在一次日本人的大搜捕中，由于紧急转移，电台丢失了。目前，南京地下党组织急需一部电台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区书记就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梅姨。区书记考虑梅姨是南京人，在南京有一些熟人，并且梅姨的父亲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和一些美国人关系很好，这些不但可以作为梅姨的掩护，也可以成为梅姨利用的条件。
  区书记说：“肖梅，你的这项任务很艰巨，也有风险。不过，你比其他同志更有条件完成这项任务，你可以利用你的一些社会关系，甚至还有美国人，所以，这个任务由你来完成。”
  梅姨说：“区书记，你放心，我一定会搞到电台。”
  区书记说：“我考虑，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搞到电台，而是如何将电台带进南京。”
  梅姨思索着说：“对，我去上海想想办法。但是，如何将电台安全带进南京，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已经替你考虑好了。”区书记嘱咐梅姨，在搞到电台之后，要依靠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才可能将电台带进南京。
  梅姨接受了第一项艰巨任务，而且具有极高的风险。任何人都很清楚搞到一部电台，再把电台带进南京，谈何容易，成功率只在百分之三十，或者几率还要更小，弄不好就会被日本人抓捕、杀头。梅姨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但是，梅姨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此次任务。梅姨考虑了几套行动方案，首先，她很清楚日本人严密控制了所有的电讯器材，即便是有日本人做后台的贸易公司，电讯器材一样受到监控，所有的电讯器材必须经过日本人的批准，才有可能销售，所以，如果采取购买电讯器材自己组装电台的做法，显然行不通。
  第二个办法，购买一台收音机，将收音机改装成电台。但是，梅姨经过对南京和上海销售收音机的商店做了调查之后，她得知，目前销售的收音机都被日本人做了手脚，其中缺少的零件，正好是改装电台最为关键的零件，并且这些电器零件在市面上一样采购不到，一样受到日本人的监控。如果想要购买这种电讯器材的零件，都需要一套严密的手续，所以，这个办法也被梅姨否决了。
  最后，梅姨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办法，她要去一趟重庆，她要到重庆去搞一部美国最先进的极抗干扰的电台，她要将电台直接带进南京，交给地下党组织。
  梅姨和郝婆在江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终于到了重庆，梅姨把郝婆送到家里。外祖父和外祖母见到女儿是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外祖母已经有好几年没看见小女儿了，外祖母看见女儿高兴得眼泪直流，小舅舅更是围着梅姨跑前跑后。
  外祖父和外祖母并不知道此次梅姨回来是肩负着地下党的重任，肩负着抗日的重任。梅姨心里惦记着电台的事，她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和与家人团聚，她急急忙忙地离开家，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梅姨首先找到一个叫詹姆斯的美国人。詹姆斯是梅姨的朋友，当梅姨还是小女孩子在美国上学时，她就与詹姆斯认识了。外祖父和詹姆斯也很熟悉。詹姆斯目前是美国记者，他在重庆有很多关系，跟美国大使馆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梅姨找到詹姆斯后就直截了当地说：“詹姆斯，我需要一部电台。”
  詹姆斯三十岁，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长得瘦高挺拔，一双呈灰色的蓝眼睛，透露着真诚。詹姆斯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他非常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詹姆斯当然明白，战争时期电台意味着什么，他说：“肖小姐，你急匆匆地从南京回到重庆就是为了电台的事情？”
  “对！我们急需一部电台。”梅姨非常认真地说。
  “你们！你们是些什么人？”詹姆斯问。
  “当然是抗日的人，中国人。”梅姨说。
  “好！我不问了。不过，你父亲知道吗？”詹姆斯问。
  梅姨摇摇头：“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
  “我明白了。”詹姆斯说，“肖小姐，你给我几天时间，我把电台的事情给你搞定。”
  梅姨高兴得一把拉住詹姆斯的手：“真的？詹姆斯，你真是太好了，詹姆斯，我谢谢你。”
  詹姆斯说：“你就知道我会帮你，所以，你冒着战火不远千里从南京来到重庆，你是吃定我了。”
  梅姨笑了起来：“不要这样说，詹姆斯。我是非常信任你的，只有你能办得到，也只有你能帮助我，詹姆斯。”梅姨真挚地说。
  詹姆斯果然不负梅姨所望，他找到在国防部供职的朋友，特别批准了一部美国最先进的极抗干扰的电台。几天之后，詹姆斯便将一部崭新的电台交到梅姨手里。
  梅姨看到电台惊喜万分，欣喜若狂：“啊！电台，真的是一部电台。”
  詹姆斯看着梅姨兴奋的样子，极其冷静地说：“肖小姐，电台我给你搞到了……”
  “是呀！詹姆斯，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梅姨打断詹姆斯的话，激动地抢着说。
  “哎！等一等，等一等，肖小姐。”詹姆斯阻拦住梅姨，极其冷静地说，“肖小姐，电台我给你搞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把电台帮你弄到南京去。”
  “南京……”梅姨一时语塞。
  “其实，搞一部电台并不很难，难的是你带着电台如何回到南京。”
  “是呀，如何把电台带进日本人封锁严密的南京呢？”刹那间，梅姨的兴奋劲全都消失了。她只高兴了三分钟，接下来是更艰巨、更困难的事情。
  詹姆斯很是负责任，他是好事做到底，帮人帮到家。詹姆斯又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他找到一家熟悉的商行老板，他知道商行老板和沿途关卡都很熟悉，也有通行证，詹姆斯假称自己有一些货物要运送到杭州。商行老板自知詹姆斯要运送的一定是日本人限制的货物，比如药品、烟土，甚至军火，虽然倒卖这些货物风险很大，但利润非常可观。商行老板知道运送这样的货物有风险，但他要顾及詹姆斯的面子，詹姆斯又出了大价钱，商行老板答应把詹姆斯的货物夹带在自己的货物中间，可以把货物运送到杭州附近的江城，以后的事情他就爱莫能助了。
  詹姆斯对梅姨说：“我能做的只能到这里，下面的事，你只能自己来做。”
  梅姨得知电台能够运送到杭州附近的江城，她已经很高兴了。电台到了江城距离南京就近了许多，她一定会想办法把电台运送进南京。
  梅姨急匆匆离开重庆，外祖父和外祖母是难舍难分，外祖母唠叨着说：“刚刚回来就又要回去，南京全都是日本人，你回去干什么呀？难道你不害怕吗。”
  梅姨说：“害怕有什么用？把他们赶走才是真的。”
  外祖父说：“这话说得对。”
  梅姨要走了。因为她要到江城去执行任务，身边带着郝婆不方便，于是，她就把郝婆留在了重庆家里，让郝婆帮助母亲料理家务。郝婆很愿意，一口答应。
  梅姨和商行老板一起将货物运送到了江城，闫武已经赶到江城等候梅姨。闫武看见梅姨平安回来，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闫武又看见梅姨带回来一部崭新的电台更是高兴。但是，如何将一部电台运进南京，闫武和江城地下党的同志是绞尽脑汁，有的同志说：“我们装扮成送葬的，把电台藏在尸体下面，进入南京的关卡。”
  一个同志说：“这个办法太老套了，还有，送葬的队伍都是由城里往城外送葬，哪里有从城外往城里走的？”
  “对呀！这不行。”
  闫武说：“我们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经过反复的研究，最后制定出了一个行动方案。闫武他们将电台拆卸成几部分，又将电台缝在一件棉衣里，然后，把隐藏了电台的棉衣绑在一个女同志的肚子上，女同志再穿上一件肥大的衣服，看上去就是一个孕妇。
  女同志说：“如果把尸体从城外拉进城里很奇怪，那么，一个马上要生孩子的孕妇到南京城里去找医生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梅姨说：“我看成，日本人总不会要查看孕妇的肚子是不是真的吧。”
  梅姨还准备了一瓶鸡血，她让装扮成孕妇的女同志在城门检查的时候，把鸡血倒在下身的裤子上，然后，大喊大叫，好像孩子马上就要生出来似的，趁乱进城。
  梅姨他们让假孕妇躺在一辆马车上，从江城出发。经过一天多的路途，来到南京城外，他们没有马上进城，先在城外住了下来。
  第二天的早晨，闫武他们就要进城了。闫武指示梅姨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分开进城，以免发生意外，两个人同时被抓捕。
  南京城外的关卡增加了日本宪兵队的人，检查得非常严密，尤其是对年轻女人更是一个不漏，严格检查。梅姨看见日本宪兵队的人把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带到一边，从女人的行李到身上都仔细地搜查了一遍。这个情况很意外，平时都是对男人严加搜查，对穿着时髦的女人总是客气一些，今天恰恰相反，突然对年轻女人严密搜查，完全出乎梅姨他们的意料。
  梅姨问旁边的一个人说：“奇怪呀，为什么对年轻女人搜查得这么严密，对男人却是一般检查？”
  旁边的人说：“不知道，这几天都是如此，对年轻女人搜查得特别严，尤其是对有钱的年轻女人，日本人搜查得可严了。”
  另一个人小声说：“可能有女共产党化装成有钱的太太要进城吧，所以日本人对年轻女人特别搜查。”
  梅姨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皮箱的夹层里就藏着一把手枪，梅姨低声对闫武说：“实在是太反常了，如果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化装成孕妇了。”
  闫武小声说：“别慌。既来之，则安之。”
  闫武拉着马车走在前面，马车上躺着装扮成孕妇的女同志。她装着肚子疼得在马车上翻来滚去，嘴里一个劲地骂着装扮成丈夫的闫武。伪军挥手让闫武停下来检查，闫武停下车，说：“老总。我媳妇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拉她进城去找接生婆。”
  伪军看见是一个要生孩子的孕妇，挥了挥手让闫武过去。闫武拉着马车刚要过去，站在后面的日本宪兵一步跨上来，一把抓住闫武的肩膀，大声喊道：“站住！干什么的？”
  闫武停下马车，说：“我媳妇要生孩子，进城找接生婆。”
  “年轻女人统统检查。”日本人喊道。
  日本宪兵走到马车前，忽然，日本宪兵一把掀开盖在孕妇身上的被子。闫武上前阻拦，被日本宪兵一把推出老远。这时，孕妇大声地喊叫起来：“救命呀！疼死了，疼死了，我要死了。”只见孕妇下身的裤子被血染得红红的。
  闫武大声喊起来：“不好了，我媳妇见红了，孩子要死了。”
  闫武接连给日本宪兵和伪军鞠着躬说：“太君，老总们，行行好，我媳妇快不行了，再耽搁下去，我媳妇和孩子就都死了。”
  车上的孕妇叫得越来越厉害，梅姨的那一瓶鸡血起了作用，一个伪军对日本宪兵说：“太君，让他们过去吧，看见孕妇见红可不吉利，咱们别沾上晦气。”
  闫武拉上马车刚走了两步，日本宪兵大喊一声追上来。一个日本宪兵伸手将孕妇拽起来，一把扯开孕妇外边的衣服，日本宪兵嘴里喊着：“我看看是不是真的要生孩子，孩子在哪儿？”
  梅姨站在距离闫武二十米的地方，她一看大事不好，如果日本兵扯开孕妇里面的衣服，就会发现孕妇的肚子是假的，也就会暴露电台，闫武就会被捕。梅姨急得不行，临时她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突然，梅姨灵机一动，日本人正在搜查一个年轻女人，我就是年轻女人呀。梅姨猛然回转身一把推开身边的两个人，大声喊着：“滚开！都给我滚开！”
  梅姨喊着转头向关卡外边跑去。梅姨的反常举动惊动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突然从关卡逃走，立刻扔下闫武去追赶梅姨，闫武趁乱拉着马车过了关卡。
  梅姨一直向关卡外边跑去，日本宪兵在后面大喊着追赶过来。近几日，日本人接到情报，有一女共党要携带重要物资进入南京，严格盘查进入南京的年轻女人，尤其是携带行李的年轻女人。
  梅姨一直向关卡外边跑去，在关卡外边停靠着一辆黑色汽车，梅姨早就注意到这辆汽车一直停在那里，汽车周围站着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很显然是特务。梅姨打算躲避开汽车向北跑，可是，几个特务看见梅姨跑过来，一拥而上将梅姨抓住，一个特务一把抢过梅姨手里面的皮箱，这时，后面的日本宪兵也赶到了。
  汽车前站着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日本宪兵走到男人跟前。男人掏出证件递给日本宪兵，然后说：“太君，辛苦了，这个女人交给我们吧，由我们来处理。”
  日本宪兵看了几眼被特务押着的梅姨，转身走了。
  特务把梅姨推到男人面前，一个特务说：“长官，这个女人看见日本人在关卡上检查，她就跑了，她一定是个共党分子。”
  一个特务喊道：“你为什么跑？”
  梅姨瞪了特务一眼说：“我跑怎么了？跑步也犯法吗？”
  “看见日本人检查，你就想跑，你是共产党！”特务打开梅姨的皮箱乱翻起来。
  “把皮箱给我。”站在汽车前的男人说了一句。
  梅姨听到声音，不由得浑身一震。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她到死也忘不掉这个声音。梅姨转过身，向站在汽车前的男人望去，戴着墨镜男人的面孔清晰地映入梅姨的眼睛里。顿时，梅姨的眼瞳放大了，她的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一个小特务拽住梅姨的胳膊，说：“哎！你害怕了，说你是共党分子，你就害怕了。”特务以为梅姨是被吓坏了。
  梅姨清楚地看见楚秋凡站在汽车前，虽然他戴着墨镜，但是，楚秋凡的面孔依然清晰可辨。楚秋凡和几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说，几乎没变，只是头发梳得更加光亮。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他的声音依然浑厚，富有磁性。梅姨把楚秋凡看得是清清楚楚，她完全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楚秋凡。
  梅姨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楚秋凡，梅姨寻找了楚秋凡那么多年，可是都没有踪迹，而今天自己却撞到他的手里，真是冤家路窄，孽缘不断。梅姨不知道是愤怒过度，还是痛苦过度，她只感觉心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只感觉嗓子堵着一块东西，使她窒息。
  梅姨艰难地站起身体，她的双眼死死地瞪视着楚秋凡，站在汽车前的男人也看着她，两个人四目相视，梅姨完全可以确定楚秋凡已经认出她来，他当然不会不认识她。
  梅姨突然尖叫了一声，她挺身向楚秋凡冲过去。她一把揪住楚秋凡的衣领，双手掐住他的脖子，那样子是要把楚秋凡掐死，要与楚秋凡拼命。即便是特务开枪，她也要和楚秋凡同归于尽，只要她能除掉楚秋凡，她就是去死，也在所不惜。
  梅姨的突然举动，把站在旁边的特务都吓了一大跳。一个特务朝着梅姨开了两枪，砰，砰，子弹打在车门上。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男人高声大喊起来。
  特务们赶紧停止射击，梅姨和楚秋凡扭在一起，特务们害怕开枪误伤了楚秋凡，几个特务拥上来抓住梅姨，把梅姨按在地上。
  一个特务喊着说：“长官，她要刺杀您，把她抓起来，送到日本宪兵队。”
  “放了她。”男人说。
  “什么！放了她，长官，她可是共党分子，她还要刺杀您。”特务说。
  “她就是个疯子。”男人说。
  “疯子。”特务们一愣。
  男人说：“你们见过这样的共产党吗？刚才她不是在日本人的面前也这样发疯的吗？有哪一个共产党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来送死的。”
  “这倒是。”特务们说。
  梅姨被特务们抓着，她对着楚秋凡大声地吼叫。她叫了些什么，她也不知道，紧接着，她“啊”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
  特务们看见梅姨发疯地朝着楚秋凡大喊乱叫，真的以为她是个疯子，一个特务说：“长官，她吐血了，不会是痨病吧。”
  “她就是个有病的疯子，放了她，别给自己找麻烦。”站在汽车前的男人说着，把从梅姨皮箱里拿出的一大沓美元递给特务说，“这个疯子倒是很有钱，看，全是美金，兄弟几个去喝酒吧。”
  特务们看见美钞笑了，这年头能拿到美金不容易，特务们顾不得纠缠梅姨了，把梅姨扔在一边，黑色汽车一阵轰鸣飞快地开走了。
  梅姨从地上爬起来，她浑身无力，嘴角上还残留着血迹。她昏昏沉沉地走进南京城，一直到晚上，天都黑了，她才走到联络站，区书记和闫武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她。
  梅姨刚一走进去，闫武就迎上来，着急地说：“肖梅，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区书记说：“是呀，肖梅，你要是再不回来，闫武就找你去了。”
  事实上，梅姨在关卡上的突然动作调开了日本人，闫武过了关卡。可是，闫武远远看见梅姨扑到站在汽车前的一个汉奸身上，掐住汉奸的脖子，特务们开了枪，闫武为梅姨捏着一把汗，他不明白梅姨为什么不想办法脱离危险，而是做出如此的过激行动。
  “你没事吧？”闫武看见梅姨脸色很不好，担心地问。
  梅姨还没有从刚才的噩梦中醒过来，她依然脸色苍白，浑身轻微地颤栗着，梅姨摇摇头，说：“我没事。”
  闫武说：“今天，如果不是你把日本宪兵引开，电台真的就危险了。”
  区书记关心地说：“肖梅，我们很担心你，你怎么才回来。”
  “我没事。”梅姨还是这三个字。
  “肖梅，你今天冒着危险把日本人调开，保护了电台，你很勇敢。不过，肖梅同志，我还要批评你，你为什么突然扑上去，要杀死那个汉奸呢？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电台，不是刺杀汉奸。如果由于你的突然行动，你被捕了，或者被特务打死了，这个后果谁能负责？”闫武异常严肃地说。
  “我自己来负责。”梅姨生硬地说。
  “肖梅，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抗日组织，不是个人负责就能够擅自行动的，一切都要执行组织的决定。”闫武的语气非常严厉，但从闫武的严厉中能感受到他对梅姨深深的关切。
  “他是汉奸，我就要杀死他。”梅姨坚定地说。
  区书记看出来梅姨心里有事情，情绪反常，他制止住闫武的话。闫武有事急急忙忙地走了，区书记给梅姨倒了一杯热水，慢慢地问：“肖梅，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梅姨一脸的泪水，泣不成声，梅姨感到非常耻辱，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虽然，今天在危急时刻，楚秋凡救了她，如果不是楚秋凡出面，无论是日本宪兵，还是日本人的特务都会把她抓起来，或者开枪打死她，从这点上说，今天是楚秋凡救了她。即便如此，梅姨还是恨得咬牙切齿，她忘不掉楚秋凡的背叛，她忘不掉失去的小女儿，她宁愿被日本人抓起来，宁愿光明正大地去死，她也不愿意让一个大汉奸来救她。她痛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用尽全身的力气掐死楚秋凡，和楚秋凡拼个你死我活，或者，干脆就让楚秋凡亲手杀了她。
  梅姨把在关卡上的事情向区书记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梅姨流着眼泪说：“区书记，你给我处分吧，是大汉奸放了我，我当时没能掐死他，或者让他一枪打死我。”
  “应该和他同归于尽，或者，让日本人打死你。”区书记接过话来说。
  “对！我宁愿让日本人打死，也不能让汉奸给我解围。”
  区书记笑着说：“肖梅，你错了。”
  “我没有错。”梅姨愤怒地说。
  区书记知道梅姨对楚秋凡的恨是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梅姨和楚秋凡的事情只有许部长和区书记两个人知道，其他人一概不知，闫武也不知道。区书记耐心地给梅姨做着思想工作，他告诉梅姨要想打败日本鬼子，要想铲除汉奸，就要保存自己的力量。
  区书记说：“无论当时是什么情况，只要能够脱险就是好事。我们只有保存了自己的性命，才可能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区书记还说，“只有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梅姨听了区书记的话，心里平静了一些，她思索着区书记的话，只有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她觉得区书记的这句话非常有哲理。
  区书记说：“肖梅，你今天表现得勇敢机智，保护了电台，这要给你记上一功，但是，你今天对楚秋凡擅自采取行动，要给你记上一过。”
  梅姨低下头，这时，她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她说：“区书记，我接受。”
  区书记说：“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今天不是楚秋凡放了你一马，你就回不来了，你要接受这次的教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要冷静对待。”
  区书记还对梅姨在重庆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赞扬，上级领导也给梅姨记了一功，以此肯定她所做出的一切。
  梅姨在这次去重庆执行任务得到了锻炼，变得勇敢了、坚强了。虽然，中间突发了楚秋凡出现的意外，但是，这更增强了梅姨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她把自己的伤痛掩埋在心底，一心只想着杀鬼子、铲除汉奸这两件大事。
  临近中秋节的前三天，梅姨在家里迎接到一位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黄先生。黄先生到上海办事，特地绕道南京，黄先生受梅姨的外公庄老先生的委托，给梅姨带来了一封家书。
  黄先生告诉梅姨庄老先生目前身体状况极为不好，恐怕会有不测，希望能见女儿和外孙女最后一面，另外还有关于遗产的事宜需要交代和处理。因此，庄老先生特别委托黄先生带来家书，希望家里人见信速来香港相见。
  黄先生到了南京才知道，肖家一家人都去了重庆，只有梅姨一个人在南京。梅姨闻听外公病情严重很是焦急，梅姨打算去重庆接上母亲一起去香港，但她又考虑那会延误很长的时间。于是，梅姨决定自己一个人去香港，去看望外公。
  梅姨急急忙忙地准备去香港，但是，去香港的船票特别紧张，一票难求。梅姨想起了沈少白，梅姨知道虽然沈少白是日本人追捕的军统人员，但他在上海很有办法。梅姨立刻给沈少白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马上要去香港。
  果然，沈少白不但给梅姨弄到船票，而且还是头等舱。当梅姨提着皮箱走进头等舱的时候，她意外地看见沈少白悠闲自得地坐在船舱里，梅姨又是惊讶，又是好笑，梅姨说：“沈少白，你这是干什么？”
  沈少白耸了一下肩膀，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我怎么了？”
  “你干什么和我一起去香港呀？”
  “我不过是顺路到香港去玩一趟，和你没关系。”
  梅姨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她说：“沈少白，你不在上海杀日本人，却和我去香港闲逛，你够悠闲的呀。”
  沈少白说：“上海的日本人暂时是杀不完的，可你一个人到香港，弄不好就被日本人给杀了。”
  “你别忘了，香港没有日本人。”梅姨回敬了一句。
  “香港没有穿军装的日本人，可不乏穿便装的日本人。”沈少白也回敬了一句。
  1941年秋天的香港，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香港生意往来依然繁忙，维多利亚港的船只也照常起航、停泊。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街道两边的店铺生意也算繁荣，但是，很显然，世面上多了一些日本人开的公司，那些公司显然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还有一些穿着不伦不类的人，事实上，日本人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香港。
  梅姨下了轮船，没有耽搁一分钟，直接去了医院。梅姨站在病床前，呼喊着：“外公，外公。”
  庄老先生在弥留之际听到外孙女的呼唤，他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目光定在梅姨脸上，嘴唇启动，颤颤巍巍地说出一句：“梅……梅……”
  梅姨抓住外公的手，流着泪水：“外公，我是梅儿。外公，我来看您来了。”
  外公眨动着眼睛，眼光看向房门，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梅姨知道外公是在寻找母亲，外公很想看女儿最后一眼，梅姨说：“外公，妈妈还在重庆，我已经想办法通知妈妈了，我接到您的信就自己先赶过来了。您好好养病，妈妈肯定会过来看您的。”其实，梅姨只是在安慰外公。
  外公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但他马上又把眼光定在梅姨脸上：“梅儿，你……来了，好……好呀。”外公断断续续地说。
  梅姨抓着外公的手，默默地抽泣。梅姨和外公的感情很深，在肖家三个孩子里，外公最喜欢的就是梅姨。如果梅姨做了恶作剧，第一个站出来庇护梅姨的就是外公。梅姨还会偷偷地把外公带到大街上，两个人连玩带吃，玩累了，吃饱了再偷偷地回家来。每到这个时候，外公就特别高兴，仿佛自己回到了童年。现在，梅姨看到年迈的外公就要离开她了，梅姨心里十分难过。
  医生看到一直处于昏迷的庄老先生看到亲人突然清醒过来，医生知道这种回光返照的现象，不会维持太久，医生立刻通知了庄老先生的律师前来医院办理遗产移交手续。
  律师来了，在庄老先生面前，将庄老先生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房产、店铺、有价证券以及银行保险箱里面存放的黄金、珠宝等遗产做了交代。由于外祖母没能从重庆前来香港，又是在战争年代，于是，庄老先生决定将自己生前的所有财产全部由梅姨继承，立即生效。
  庄老先生去世了，梅姨非常悲痛，她很想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重庆的母亲。但是，香港和重庆很难接通长途电话，梅姨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处理外公的后事。
  梅姨继承了外公的巨额遗产，外公在香港还有两处颇具规模的店铺。然而，梅姨不能在香港经营店铺，她还要回到南京和闫武他们一起抗日，杀鬼子。于是，梅姨委托律师做了一份委托书，她将两处店铺全权委托给总经理代为管理，一切事宜由总经理全权代办，梅姨还给总经理和店铺里面的所有员工提高了工资。而且，梅姨还变卖了一处房产。
  梅姨的事情办理得很顺利，由于外公的洋房地处繁华地段，舒适宽敞，价格又便宜，很快就有了买主。梅姨卖掉的房产和其他的现金加在一起，总计二十万，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
  梅姨又和沈少白一起来到银行。梅姨打开外公留下的保险箱，梅姨惊讶得呆了。保险箱里有几十根金条，还有一些贵重的珠宝首饰。梅姨决定将所有的金条捐献给地下党组织作为抗日经费，但是，她又考虑到身边带着太多的金条非常不安全，于是，梅姨决定先从保险箱里取出十五根金条带回南京。
  其实，梅姨心里早有打算。梅姨知道地下党组织的经费非常困难，有的时候，同志们接连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而且八路军更是缺少药品和武器，他们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抗日杀敌。梅姨突然继承了如此一大笔遗产，她要将这些钱交给地下党，交给八路军，八路军就可以用这些钱买到更多的枪炮，就可以多杀鬼子。
  听说梅姨要将变卖房产的款项和十五根金条交给八路军，沈少白非常震惊，他说：“肖小姐，这么多的黄金，你都要捐给共产党呀？”
  “对呀，八路军缺衣短粮，缺少武器药品，他们的抗战非常艰苦。”梅姨说。
  沈少白说：“肖小姐，我看你现在都成八路军了。”
  “我可不是八路军。”梅姨说。
  “你即便不是八路，也是七路半了，你这么多的黄金足够武装一个团的装备。”沈少白有些嫉妒地说。
  梅姨起程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梅姨还不知道，所有的香港人也不知道，再过不到一百天的时间，日本人就踏上了维多利亚港，占领了香港。日本人到处烧杀抢掠，滥杀无辜，从此，香港人过上了暗无天日的日子。
  梅姨带着那么多的金条和现金回南京，路途上非常不安全，除了有日本人，还有强盗、土匪、小偷，如果让日本人得知梅姨和沈少白的身上带着准备送给八路军的巨额黄金，他们的脑袋必定搬家。
  沈少白想出一个办法，他特地让裁缝店给他做了一件肥大的棉衣，棉衣里面缝制了几个口袋。沈少白把金条和现金缝在棉衣的口袋里面，腰间还系上一根皮带。所幸的是正值冬季，沈少白的这身打扮正符合季节，如果是夏天就麻烦了。沈少白身上还带着一把手枪，这才使梅姨稍稍安下一些心来。
  梅姨和沈少白一路上心惊肉跳、警惕百倍地坐船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梅姨才体会到沈少白同她一起去香港是多么地英明。如果没有沈少白一路上护送，她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将如此之大的一笔财产安全带回南京。
  梅姨带着二十万元巨款和十五根金条回到南京，老区和闫武十分震惊，也分外激动。他们没有想到梅姨从香港带回来这么一大笔巨款，而且全部捐献给地下共产党和八路军。老区深知这笔款项可以买多少武器、买多少药品，有了武器和药品就会有多少战士免于牺牲。老区被梅姨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他从梅姨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抗日的热诚和决心。
  闫武的心里更是激动不已，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在郑大姐家里看见梅姨时的情景，那时候的梅姨还是一个娇柔、羞涩的女孩子。几年里，闫武眼看着梅姨从一个富家大小姐成长起来，她有了坚定的信念，有了崇高的信仰，她坚强了，勇敢了，她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抗日战士，闫武感到特别欣慰，而爱恋梅姨的那份感情也越发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