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选举
  秦、汉选举之法，亦承古代而渐变。古者平民登庸，仅止于士，大夫以上，即不在选举，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三节。至秦而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及汉，更开布衣卿相之局；实为旷古一大变，亦已见本篇第三章第四节。然其制仍有相因者。古者地治之责，实在于士，秦、汉之三老、啬夫其选。其仕于郡县者，盖犹古者之仕于诸侯、大夫。因计吏而进于朝，及以口率察举秀、孝，则诸侯之贡士于天子也。天子屡诏公卿、郡国，使举贤才；又或遣使咨访；或下诏征召；则古者聘名士、礼贤者之制也。士上书自衒鬻，则古之游说也。给事于官者古之宦。任子则古世禄之家，以父兄余荫进者也。事虽相承，然一统之世，规模远较列国为大，其利弊，遂亦难以一言尽矣。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此为汉有天下后首次求贤之诏。其后屡诏公卿、郡国等荐举。其科目，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最多。文帝二年（前178）、十五年（前165），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宣帝本始四年（前70）、地节三年（前67），元帝永光元年（前43），成帝建始二年（前31）、三年（前30）、元延元年（前12），哀帝元寿元年（前2），后汉光武建武六年（30），章帝建初元年（76）、五年（80），安帝永初元年（107）、五年（111）。顺帝汉安元年（142），冲帝即位后，桓帝建和元年（147）、三年（149）、永兴二年（154）、延熹八年（165）、永康元年（167）。又宣帝神爵四年（前58），多可亲民三字。此外曰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曰文学高第。宣帝本始元年（前73）。曰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宣帝地节三年（前67）。曰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圣之术，宣究其意。宣帝元康元年（前65）。曰明阴阳灾异。元帝初元三年（前46）。曰茂材异等。元帝永光元年（前43）。曰敦厚有行义，能直言。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平帝元始元年（1），无有行义三字。曰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12）。曰勇武有节明兵法。平帝元始二年（2）。曰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哀帝建平元年（前6）。曰明兵法，有大虑。哀帝建平四年（前3）。明误作民。《息夫躬传》作明习兵法有大虑。曰至孝，与众卓异。安帝永初五年（111）。曰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同上。曰敦厚质直。安帝元初元年（114）。曰有道之士。安帝建光元年（121），灵帝建宁元年（168）。曰武猛堪将帅。安帝建光元年（121）。曰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顺帝永和三年（138）。曰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顺帝汉安元年（142）。曰至孝笃行。桓帝建和元年（147）。曰至孝。桓帝延熹九年（166），献帝建安五年（200）。随所求而标举之，无定格。此后世制科之先河也。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昭帝始元元年（前86），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宣帝元康四年（前62），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成帝永始三年（前14），临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惇让有行义者。元帝建昭四年（前35），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此为汉世遣使聘贤之事。其特诏征召者，则以后汉为多。《后书·逸民传》言：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肃宗亦礼郑均，征高凤。其后顺帝备玄纁玉帛，以聘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问失得，李固称其犹待神明。然所征之士，竟无他异。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声，无益于用。其中如黄琼者，固足以雪斯耻，然究不能多得。此则其时风气之敝也。此节采《后汉书·左周黄传》《逸民传》《方术传》。
  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云自董仲舒发之。仲舒对策曰：“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其意盖欲以求非常之才也。《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事在仲舒对策前数月。盖创始虽与仲舒无涉，其后以为恒典，或由仲舒之言；又古书记事，岁月多不审谛；不可泥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谓州刺史状州中吏民茂材异等，岁举一人。《志》则谓郡举孝廉，口二十万一人。《后汉书·丁鸿传》云：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一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此事当在和帝永元四年（92）至六年（94）之间。《传》记此事于窦宪自杀之后，宪自杀在永元四年六月，而鸿以六年卒。及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盖所以抚慰边垂也。《三国志》：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盖承大乱之后，人户凋零，故口率之科，亦宽于平世矣。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以诏书令二千石举孝廉，而或至阖郡不荐一人，令有司议不举者罪，盖其初之难进如此。乃《后汉书·种暠传》言：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余助我求之。”则举之者与所举者，皆已视为利途矣。于是考试之法出焉。《左雄传》：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后汉书·樊鯈传》：儵上言：郡国举孝康，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三国志·秦宓传》：宓奏记刘焉，亦言海内察举，率多英俊而遗旧齿；此限年之由也。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帝从之。此事在顺帝阳嘉元年（132）。见《纪》。史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焉。雄所建白，胡广与郭虔、史敞，皆不谓然，见《广传》。其说似无足采。其后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及魏文帝黄初三年（222），诏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华歆传》谓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帝从其言。盖人物凋敝，故复稍宽其选矣。汉世用人，多本行实。昭帝元凤元年（前80），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帛遣归，已见上节。宣帝地节三年（前67），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冯唐传》：唐以孝着为郎中署长。郅恽守长沙，以孝子为首举；张酺守东郡，以王青三世死节，擢用极右曹；黄香年十二，大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皆见《后书》本传。又《韦彪传》：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诏下公卿朝臣议。彪言“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皆汉世用人重行实之证也。或则试之以事。元朔元年（前128），有司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则当时孝廉分为两项。孝本行实，廉必历事，故和帝永元五年（93）诏：谓郡国举吏，“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也。孝廉虽不限曾历职者，然欲观其材能，自以曾历职者为宜，故孝宣又有吏六百石不得举廉吏之诏也。后来此意微矣。所谓策问者，亦以其人为通于政理而咨询之，非以其人为意存冒滥而考校之。《文献通考》三十三云：“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又言：“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皆策问意在咨询之证。后世则名为策问，实与射策无异矣。然意存冒滥者渐多，加以考试之事，遂终不可免。章帝建初五年（80）诏，称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可见言语笔札，已渐见重。左雄建策，则纯乎考试矣。此后世科目之先河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又引《汉官目录》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四行者，元帝永光元年（前43）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其后遂为故事焉。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后汉书·吴祐传》：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相。《注》引《汉官仪》曰：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党锢·范滂传注》引同。《后汉书·黄琼传》云：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三署者？《汉官仪》曰：“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后汉书·和帝纪》元兴元年（105）《注》引。《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四年（102），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注》曰：“《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中废，今复之。”《杨秉传》云延熹五年（162），代刘矩为大尉。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前书音义》似指孝廉言之。《后书》纪传之文，皆指计吏，似非一事，《注》恐误引也。汉世郎选，所系最重。杨恽迁中郎将，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馆陶公主光武女。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见《明帝纪》末。案章帝建初元年（76），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和帝永元元年（89），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七年（95），诏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出补长、相。元兴元年（105），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安帝元初六年（119），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先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皆郎官出任宰牧之事。故史公以入财者得补郎，而叹息于郎选之衰也。《平准书》。
  《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粥者以千数。”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盖其人也。《萧望之传》：“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案望之时为谒者。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贾捐之以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此皆古游士之类也。梅福言：“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励志竭精，以赴阙庭，自衒粥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扬雄《解嘲》言：“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赐问罢。”足见其为进取之一途矣。汉世诸侯王好士者，亦能多致异材。如梁孝王、淮南王安皆是。然天下一家，竞争不烈，诸侯王能好士者卒少，故士之由此进者亦不多也。韩延寿守东郡，门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可见儒者进身之难。
  博士及博士弟子入官，为汉世特辟之途，与秦之燔烧诗书，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适相反，盖自武帝崇儒以来也。《儒林传》：公孙弘请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平帝时，王莽秉政，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大常掌故。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刊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萧望之传注》。《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此其考试之法也。博士亦由公举，成帝阳朔二年（前23），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是也。限年五十以上，见《后汉书·儒林杨仁传注》引《汉官仪》。其选，成帝时为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大傅，见《前书·孔光传》。
  汉世儒士，进取之途颇优。公孙弘言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大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焉。《儒林传》。后汉章帝元和二年（85），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和熹听政时，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儒林传》。顺帝阳嘉元年（132）。以大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本纪》。《左雄传》曰：“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案此事亦见《儒林传》，辞又较略。质帝本初元年（146），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大学。灵帝熹平五年（176），试大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大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光和三年（180），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榖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献帝初平四年（193），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大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大子舍人。”魏明帝大和二年（228），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四年（230），诏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盖自武帝崇儒以后，利禄之途，正不独学校一端矣。亦有名为招致文学，实则登庸嬖幸者，灵帝之鸿都门学是也。已见第十章第五节。
  《汉书·哀帝纪》：帝即位，除任子令。《注》引应劭曰：“《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案《汉书·冯唐传》：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两龚传》：王莽白遣龚胜、邴汉，令上子若孙若同产子一人；则推恩又有出于定令之外者。此为董仲舒所深非，王吉亦极言之。《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大子舍人，此为宦者得任人之始。至后汉而其弊大著。李固言：“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而中常侍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谄佞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杨秉传》：延熹五年（162），代刘矩为大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秉与司空周景上言：“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盖宦竖之祸，至斯而极矣。《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前44），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应劭曰：“旧时相保，一人有过当坐之。”师古曰：“除此令，所以优之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等宽典，诚不如其无有也。
  汉世公府掾史，皆自辟除。见《续书·百官志》。而二千石所属，亦由其任用。《张敞传》：渤海、胶东盗贼起，敞上书自请治之。天子征敞，拜胶东相。敞辞之官，请吏追捕有功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敞到胶东，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其用人之权之大如此。
  景帝后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故有十算之限。”此与今之保证金，意颇相类。《韩信传》言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王尊教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此则习俗相沿，好用富人耳，未尝著为法令也。然《后书·第五伦传》言：“迁蜀郡大守。蜀郡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朱晖传》：晖子穆作《崇厚论》，言“以韩、翟之操，为汉名宰，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则孤寒之士，欲求闻达亦难矣。汉世爵得买卖，而试补吏则五大夫先除。及武帝置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又入奴婢者为郎增秩。入羊为郎。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桑弘羊又请令民入粟补吏。皆见《平准书》。王莽亦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此皆公然粥卖。《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虽出财者意不在得官爵，然国家之以官爵为酬赏则一也。张释之及司马相如皆以訾为郎。《释之传注》：苏林曰：雇钱若出谷也。如淳曰：汉法：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循吏·黄霸传》：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郎，不补右职。《杨敞传》：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致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放效。盖虽政以贿成，然语其所由进，则终轻之也。灵帝卖官之事，已见第十章第五节。此亦乱政，非法令，不足论。
  《史记·平准书》言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书·食货志》作“亦不得为官吏”。此乃妄人所改。宦、学也。谓给事于官而未有爵位者。《汉书·惠帝纪》：帝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师古谓“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优之”。此即宦于大子家者也。贡禹言：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景帝后二年诏有市籍者不得官。《后汉书·逸民高凤传》：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然孔仅、东郭咸阳斡盐铁，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亦皆用富贾；流品之异，业已不能坚持。《后汉书·第五伦传》：窦氏始贵，伦上疏言：“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三辅议论，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杨震传》：震上疏言：“周广、谢恽兄弟，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减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后汉书·袁安传》：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刘般传》：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增锢二世。《陈宠传》：子忠，奏解臧吏三世禁锢。桓帝即位，诏臧吏子孙不得察举。《党锢传》：岑晊，父以贪叨诛死，晊往候同郡宗慈，慈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盖汉于臧吏法特严，而俗亦疾之甚深。臧吏亦可显用。而纲纪荡然矣。左雄亦言：“考奏捕案，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则有罪禁锢，亦成空言矣。《汉书·息夫躬传注》云：“锢，谓终身不得仕。”然亦有行宽典者。平帝即位，诏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殇帝延平元年（106），大后诏“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是也。其时权戚牵引，后则重以党人，禁锢所涉尤广。章帝元和元年（84），诏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此所锢仅及三属。《顺帝纪》：永建四年（129）赦诏，阎显、江京等知识昏姻禁锢，一原除之。灵帝建宁二年（129），钩党之祸，“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熹平五年（176），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光和二年（179）大赦，仅除小功以下而已。
  左官之律，起自武帝，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建武二十四年（48），申明《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亦已见本章第二节。此亦仕进之一途也。安帝永初二年（108），诏王主官属墨缓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王主，刘攽谓当作王国，盖是。主官属只有家令，无郎谒者也。
  《后汉书·蔡邕传》云：“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此为回避之始。邕疏言“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可知前汉本无其法。《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言馥子弘在晋世为荆州刺史。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大守，初为襄阳大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则晋初犹可援引也。
  汉世选举，其权本在三府，东京以后，乃渐移于尚书。顺帝阳嘉元年（132）诏言：“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二年（133），郎以公车征，诣阙拜章，亦言“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而灵帝时吕强上疏，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云云。似尚书之权，至末叶乃大张者。然《朱浮传》言：“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则三司之丧权，由来旧矣。此亦有所不得已。杨兴訾史高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见《汉书·匡衡传》。杨震为大尉。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阎显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三公之徇私阿好如此。郎条便宜言：“今选举皆归三司。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观此，可知其迁变之由矣。慎举于进用之初，终不过观其大略，其人究可用与否，必历试然后知之。故考课之法，实较选拔为尤要。京房首创斯议，已见第六章第一节。魏卢毓为吏部尚书。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可谓知本矣。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刘劭传》云：“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劭、毓所为，当即一物。杜恕言“奏考功者缀京房之本旨”，杜预亦言“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见《晋书》本传。其学盖有所承。刘劭言百官考课，历代弗务。王昶亦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杜恕亦谓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傅嘏言刘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则自京、焦以至卢毓辈，议论虽有所承，条例殆皆新造也。考绩之弊有二：一为专尚苛猛。章帝元初二年（115）诏所谓“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左雄所谓“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也”。一则参以私意。刘廙曰：“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有所不安。”而“黜陟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则阿不烹，即墨不封矣。二者之弊，皆起于无法。故奉行者无所准，而怀私者得肆其诪张。然则考课之法，盖相需孔殷矣，而惜乎其终不成也。
  汉世选举不实，厥罚颇重，《汉书·百官公卿表》：竟宁元年（前33），张谭为御史大夫，阳朔三年（前22），韩立子渊为执金吾，后皆坐选举不实免。绥和元年（前8），遂义子赣为左冯翊，坐选举免，元寿二年（前1），梁相为大理，三年（1），坐除吏不次免。严延年为河南尹，察狱史康，有臧不入身，坐选举不实贬秩。张汤曾孙勃举陈汤茂材，以汤有罪削户二百。湖三老讼王尊曰：“审如御史章，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知汉世选举不实，未有能辞其责者也。然终不能绝其弊者，则以私党牢固，力不能胜也。自封建之制既坏，士无恒产，竞以游说为务，至秦、汉之世犹然。陈涉之王，事至微浅，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史记·儒林传》。叔孙通之降汉也，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初无所言进，弟子皆窃骂。及高帝悉以为郎，通又以赐金五百斤分赐诸生，则喜而称为圣人。其时郦生、陆贾之徒，以及后来伍被、羊诡、公孙胜、邹阳、枚乘之辈，皆古游士之类也。既非纵衡之时，好士之主，不可数遇，则不得不结党以相援引。孔光不结党友，养游说，史家着其特操。薛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荐者以为美谈。何武恂恂，犹且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见本传。又云：“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降逮东京，其弊弥甚。章帝建初五年（80），以日食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和帝永元六年（94）诏亦令昭岩穴，披幽隐。刘恺为大常，史称其每有征举，必先岩穴。所谓浮华者，谓其“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既获者贤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从之”者也。《中论·谴交篇》语。当时风气之弊，详见《中论》此篇及《考伪篇》。又《潜夫论·务本》、《贤难》、《考绩》、《潜叹》、《实贡》、《交际》，《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篇。朱穆《绝交》、刘梁《破群》之论，亦有激而然也。刘梁见《后汉书·文苑传》。此曹既合党连群，其声势亦觉可畏，故当路者咸敷衍焉。《中论·谴交篇》言“桓、灵之世，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
  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甚至有如晋文经、黄子文者，炫曜上京，卧托养疾，而三公辟召，辄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予夺。见《后汉书·符融传》。尚复成何事体？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当时李膺、郭泰等，所以为士林所归仰者，实亦欲藉彼声华，以资进趋耳。然虚名所归，率多矫伪之士，其居心有不可问者。黄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妇大集宾客三百余人，中坐攘袂，数允隐恶十五事。允以此废于世。《后汉书·郭泰传》。此与第十三章第一节所引李充事，可以参观。彼为充者，亦幸而其妻不能数其恶耳，设其能之，充亦一黄允也，而公卿倒屣，天子动容，其败坏风俗，为何如哉？孔融称盛宪曰“天下谭士，依以扬声”，又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许劭初善李逵，后更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劭为郡功曹，遂排摈靖不得齿叙。《申鉴考伪》谓“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绐，朋友相诈”，信非虚言。卒之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终至“身殁他邦，亲戚隔绝，闺门分离”，亦《谴交篇》语。亦何为哉？然丧乱以来，斯风不革。《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公令曰：“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200）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其疾恶之至于如此。然大和中董昭上疏曰：“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虚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浸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土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则其风气绝未变也。《昭传》谓明帝以昭此疏，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案《诞传》谓诞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则其人非骛浮华者。《傅嘏传注》引《傅子》，力诋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则嘏本司马氏之党；其说或亦事后附会，不必实也。史于曹爽之党多溢恶。观昭之疏，实非指诞、飏等言。然当时有此等风气，则不诬也。王昶名子曰浑，曰深，兄子曰沈，曰默，可见时人惟口舌之尚。欲救此弊，惟有二法：一如魏武帝、诸葛武侯，专校功能。此可施之于考课之时，而不能用之于选拔之际。一如毛玠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不得进。”然不能考之于其乡里，而徒就典选者耳目所及，终不免为矫伪所欺，此则九品中正之制所由立也。
  汉世用人，本重乡举。故杜钦对策，有“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之语，王吉为沛相，“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后汉书·酷吏传》。则乡里官司，于善恶之有记注旧矣。和帝永元五年（93）诏曰“科别行能，必由乡曲，故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则荐举亦本功能。自朋党炽盛以来，遂舍历试而凭虚誉，而毁誉则为矫诬者所把持。《后汉书·赵岐传》，言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玹深毒恨。《许劭传》言：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党锢·范滂传》云：大守宗资请为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观此三事，可知乡评之重。夫既为矫诬者所把持，其论复何足采？然时人不知此义。何夔谓魏武：“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傅嘏难刘劭考课，亦谓“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选才之职，专任吏部，考课是先，为本未立而治末”。时人所见如此，九品中正之法，安得不立？其实乡评所与，每多矫伪之人。画饼充饥，正指是辈。魏武所以求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士，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二十二年（215）令。见《本纪注》引《魏书》。正有激而然也。然则九品中正之法之不足用，在三国之世，早见其端倪矣，而惜乎时人之不悟也。此法创自陈群，其弊至晋世而始著，别于《晋南北朝史》中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