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交通
  秦、汉之世，开拓之地渐广，道路不能皆修；而旧有之路，或且废坏；此由郡县之世，政事不能如封建之世之精详。故骑者渐多于乘。当时之必须乘车者，大抵为体制起见。如韦玄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张敞罢朝会，走马章台街，时人讥其无威仪；何晏奏齐王，请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见《三国志·魏志》本纪正始八年（247）。是也。乘车不如法，亦有见劾者。汉时大夫乘官车驾驷，见《汉书·朱买臣传注》引张晏说。鲍宣为豫州牧，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为司直所奏。又陈遵为河南大守，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亦为司直所奏。《汉书·高帝纪》：八年（前199），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罽，操兵，乘、骑马”。师古曰：“乘，驾车也。骑，单骑也。”足见骑马者之多，略与乘车相等矣。轺车之算，见第五章第十节。所以不及于马者，以其法沿之自旧；亦且算及于骑，或使人民不敢畜马耳。
  民间畜养，求耕作负载之多力，而不求其行之速，故畜牛者较马为多。汉宣帝外祖母王媪，随使者诣阙，乘黄牛车，百姓谓之黄牛妪。光武起兵，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管辂族兄孝国二客，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惊下道，入漳河中溺死。可见民间驾车多用牛。即士大夫之贫者俭者亦然。《史记·平准书》言汉初“将相或乘牛车”；蔡义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买犊车；其贫也。朱家乘不过牛；朱云居鄠，乘牛车从诸生；则其俭也。亦有由于体制者。《后汉书·宦者传》言四侯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此非不能驾马，乃仆从不容驾马耳。鲁肃谓孙权曰：“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此下吏家贫者，车骑不必甚都，亦犹其衣服之不必修饰也。《货殖列传》言“轺车千乘，牛车千两”；《后汉书·鲜卑传》：顺帝阳嘉四年（135）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可见民间输运，亦多用牛。《汉书·匈奴传》：天凤二年（15），莽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注》引刘德曰：“县易车也。旧司农出钱市车，县次易牛也。”《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言丁斐从大祖征吴，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又《梁习传》：领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213），州并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则官家运转，亦多用牛矣。
  《汉书·刘敬传》言：敬脱辂而说高祖。苏林曰：“一木横遮车前，二人之，三人推之。”此即古之辇。《货殖传》言卓氏迁蜀，夫妻推辇行，亦其物也。儿宽为左内史，以负课租殿当免。民闻，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儋负输租属不绝。课更以最。《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言：王烈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间年之中，行路老父儋重，人代儋行数十里。推之，乃当时盗牛人也。此贫无车牛者，运转即恃儋负也。亦有以畜负之者。《汉书·赵充国传》云：“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师古曰“凡以畜载负物者皆为佗”是也。又有人乘车即以人之者。《后汉书·江革传》言：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车，不用牛马是也。此为罕见之事，惟山险之地，多用人力。淮南王谏伐闽越曰：“舆轿而隃岭。”《汉书·严助传》。此即后世之轿，古之，已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节。《汉书·张耳传》：贯高筱舆前仰视泄公。师古曰：“箯舆者，编竹木以为舆，形如今之食舆矣。高时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舆处之也。”《王莽传》：莽下书言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茵舆行。服虔曰“有疾，以执茵舆之行也”，晋灼曰：“《汉仪注》：皇后、婕妤乘辇，余者以茵，四人举以行，岂今之板舆而铺茵乎？”师古曰：“晋说非也。此直谓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对举茵之四角舆而行，何谓板舆乎？”《后汉书·逸民传》：阴就起，左右进辇，井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就不得已，而令去辇。可见除宫中及病困之人外，无以人舁人之事也。即宫中之辇，亦有驾马者。《霍光传》：“召皇大后御小马车。”张晏曰：“皇大后所驾游宫中辇车也。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果下马非民间所易得，故只得舁之以人耳。
  《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奇畜则橐、驴、骡、《索隐》：按《古今注》云：驴特马牝生骡。、《索隐》：《说文》云：，马父骡子也。、”，盖皆非中国所有。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仆属官有监长丞。又有牧橐令丞。师古曰：“牧橐，言牧养橐也。”则官已畜养之矣。民间所用，以驴为最广。《续汉书·五行志》：“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以为骑从。互为侵夺，贾与马齐。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可见当时野人之用驴者，为不少矣。《后汉书·邓禹传》：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大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建初三年（78），拜训禹弟六子。谒者，使监领其事。训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杜茂传》：茂镇守北边，建屯田，驴车转运。亦见《章帝纪》。《张霸传》：子楷，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虞诩传》：迁武都大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汉县，今陕西略阳县东。至下辨汉县，今甘肃成县西。数十里，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于是水运通利，岁有四千余万。《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言质为荆州，其子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皆可见民间用驴之多。《蜀志·后主传》引《晋诸公赞》，言刘禅乘骡车诣邓艾，则骡亦有服乘者矣。此亦与外国交通之利也。
  然马于置传及用兵，关系究属最钜，故民间能畜马者，国家奖厉之甚至。晁错说文帝曰：“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汉书·食货志》。武帝轮台之诏曰“当今务在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见《汉书·西域传》。所欲修者，即此等令也。《平准书》述武帝初年之盛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虽或失之于夸，然元狩四年（前119）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见《汉书·匈奴传》。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兴之限。”则民间马确不少，其报效国家，亦不为不踊跃。乃元朔五年（前124）、六年（前123）之役，《平准书》云：“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于是役又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云：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将吏之骄恣不恤军事如此，即胥中国为牧地，亦岂足供之？《平准书》云：武帝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近旁郡。又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事在元鼎四年（前113）。李奇曰：十母马还官一驹。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天下牝马亭。亭有畜悖马，岁课息。其苛扰如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黎侯延，元封六年（前105），坐不出持马要斩。师古曰：“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可见其时行法之严，然卒无益。元狩五年（前118），平牡马至二十万。大初二年（前103），卒籍吏民马以补车骑马焉。皆见《汉书·本纪》。昭帝始元四年（前83），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五年（前82），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盂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沈钦韩曰：“《新书·壹通篇》：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国众车骑则力益多？马不出关之制，汉初已有也。”案《汉书·景帝纪》：中四年（前146），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盖据是为说。元凤二年（前79），诏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今年毋敛马口钱，文颖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民始稍及宽典。王莽复事四夷，亦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复尽以予民。见《食货志》。《王莽传》云：“多少各以秩为差。”事在天凤六年（19）。其时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至赋取道中车马焉。《王莽传》地皇元年（20）。诛求之祸，至斯而极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大仆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家马，武帝大初元年（前104），更名挏马。水衡都尉属官有六厩令丞。《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辂、大厩也，马皆万匹。”此六厩皆属大仆，师古说殆误。疑水衡别有一厩，名为六厩也。此等皆以共奉皇室，本失之侈，故“中兴省约，但置一厩”，未央。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车马。后或并省。牧师苑亦省。惟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见《续汉书·百官志》。亦未闻其阙于事也。
  《食货志》云：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其初意当为共给军国，非仅以共皇室。《汉仪注》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续志》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百官公卿表》及《景帝纪》中六年（前144）《注》引。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地利亦不可谓不得，畜牧必于边地。《汉书·地理志》：大原郡有家马官，此即大仆之属。臣瓒曰：“时以边表有事，故分来此。”此未必然，盖亦以就地利耳。使善者为之，未始不可有裨军国，惜仍未能善其事，而临事不免赋取于民也。诸厩及菀监，既徒为共奉皇室，故苟或减省之，或出之以共国用，亦为仁政。如前引昭帝元凤二年（前79）之诏；又如文帝二年（前178），诏大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贾山《至言》，称文帝“省厩马以赋县传”，当指此。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罢苑马以赐贫民；后汉和帝永元五年（93），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皆是。
  路之最平坦者为驰道，其修治颇难，故黄霸守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贬秩；而贾山等言秦之虐，辄以其治驰道为言也。见第二章第三节。案驰道之最近者，仅在朝庙之间。《汉书·鲍宣传注》引如淳曰：“令：诸使者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是也。成帝为大子时，不敢绝驰道。《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周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前118），坐行驰道中免即此。时凡天子所幸之地，即治驰道，故游幸愈广，为害愈深。《平准书》言：既得宝鼎，立后土大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共具，而望以待幸”，盖车驾未出，而民之劳扰已甚矣。骄侈之主如汉武帝者，又以供帐之善否为赏罚。《汉书·王訢传》：訢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驻车拜訢为真是也。民安得不涂炭乎？平帝元始元年（1），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此在王莽秉政时，确为仁政也。其用兵之际，则有筑甬道者。《汉书·高帝纪》：二年（2），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211），公曰：“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裴松之曰：“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边方又有深开小道者。《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平时又或因数跸烦民，筑为复道。见《史记·叔孙通列传》，梁孝王亦欲筑复道朝大后，见第四章第六节。此等自非寻常所有。其寻常道路，修治之责，在于地方官。故薛宣子惠为彭城令，宣过其县，见其桥梁邮亭不修，而知其不能。然大致临事始加修治。故王吉谏昌邑王，言今大王幸方与，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朱买臣为会稽大守，会稽闻大守至，发民除道；桓帝备礼以聘韩康，亭长以韩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而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至于以道不治而杀义纵也。见《汉书·酷吏传》。临事修治，劳民特甚。故章帝幸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桥道。”《本纪》建初七年（82）。其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毋得设储跱；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元和元年（84）。魏齐王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军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致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已后，明申敕之。”得雨即当更治，可见路工之劣。如此之路，安得不时加修治？恤民劳而不修，而道不可行矣。观精骑轻行，无他辎重，不得辄修桥道之诏，而可知车之所以易为骑也。
  边方之道，艰阻尤甚。赵充国治湟陋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卫飒迁桂阳大守。含洭、今广东英德县西。浈阳、今英德县东。曲江今广东曲江县西。三县，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后汉书·循吏传》。此等事能行之者盖甚罕。唐蒙见夜郎侯，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列传》。王莽发十万人击益州，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军粮前后不相及；《汉书·西南夷列传》。可见边方转运之难。《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前130），发巴、蜀治西南夷道。又发九十万人治雁门阻险。《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帝“通西南夷道，戍转相，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传》又言秦时尝略通五尺道。《正义》引如淳曰：“道广五尺也。”可知其往来之难。《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临武，汉县，今湖南临武县，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由是遂省焉。《三国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句容，汉县，今江苏句容县。句容近境，而其劳师至于如此，况其远者乎？《后汉书·顺帝纪》：延光四年（125），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道，平帝时王莽通之。《三国志·王肃传》：曹真征蜀，肃上疏言其“发已逾月，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其所由者即子午道也。盖道非经行，每易废坏。非但开辟，即维持亦不易也。
  《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胡广曰：“古者列树以表道，并以为林囿。”盖既以为荫，又收其利也。《汉书·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支如人头，此道侧有树之证。《后汉书·宦者传》言灵帝作翻车渴乌，见第十章第五节。施于平门外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则道上更有司洒者。然此等惟都邑中为然耳。贾山言秦为驰道，三丈而树，此乃古者列树表道之意，驰道外未必能有，即当驰道上者，道失修，树亦未必能终保也。
  《汉书·高帝纪》五年（前202）《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梅福传注》云：“轺传，小车之传也。”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案《魏律序》曰：“秦世旧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见《晋书·刑法志》。则前后汉之间，驿法尝一大变。汉世传车，官吏若受上命，或有急事者，皆得乘之。段颎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王球欲杀王允，刺史邓盛闻之，驰传辟为别驾从事。此官吏得乘驿，并得使驿传命之征。汉武帝与方士传车。见《封禅书》。龚胜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宁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邪？”胜曰：“唯唯。”有诏为驾。此受上命者皆得乘传之征。贲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史记·黥布传》。梅福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此有急者得乘传之征也。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文帝与宋昌、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昌邑王乘七乘传，日中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王吉谏王曰：“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续汉书·舆服志注》言：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三国志·陈群传》：群子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合此诸文观之，可见当时驿传速率也。
  私家亦可置驿。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前80）诏，亦见《武五子传》。郑当时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是也。又有专为一事置者。王温舒迁河内大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南至长安。捕郡中豪猾，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千里。后汉东平宪王病，章帝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是其事。
  置邮本主传命，故《汉书·五行志》及《薛宣传注》均云“邮行书之舍”，《王莽传注》引《仓颉篇》亦曰：“邮过书之官”也。元始四年（4）。《后汉书·郭泰传注》引《说文》曰：“邮，境上传书舍”也。又引《广雅》曰：“邮，驿也。置，亦驿也。”又引《风俗通》曰：“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汉书·文帝纪注》曰：“置者，置传驿之所。”《田儋传注》引臣瓒曰：“案厩置，谓置马以传驿者。”则汉时邮、驿、置等，可以互称。《李陵传》云“因骑置以闻”，盖其时多用单骑。凡公事率因之。京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平帝元始四年（4），郡国置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王莽传》。刘陶因驿马上便宜。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顺帝汉安元年（142），诏遣八使巡行风俗，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后汉书·周举传》。光武遗诏：刺史二千石，无遣吏及因邮奏。袁安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盖公事非专遣吏者，无不因邮驿者矣。其事亦役民为之。《杨震传》“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郭泰传》“知范特祖邮置之役”是也。更速于邮传者为烽燧。《汉书·贾谊传注》引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著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司马相如列传注》：孟康曰：
  “烽如覆米，县著契皋头，有寇则举之。燧积薪，有寇则燔然之也。”《史记索隐》引《字林》曰：“，漉米。”张晏曰：“昼举烽，夜燔燧也。”师古曰：“张说误也。昼则燔燧，夜则举烽。”王先谦《补注》曰：“《周纪正义》、《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并与张说合，师古自误耳。”《三国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250）《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山，竟达吴郡、长沙。”
  驿有传舍，行者率依止焉。汉高祖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王郎军起，光武自称邯郸使者入饶阳传舍。何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然后入传舍。韩延寿守冯翊，行县至高陵，有昆弟相与讼田者，延寿即引咎，移病，入卧传舍，闭阁思过。可见承平时战乱时皆然。不当驿道之地，则依于邮亭。《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承秦制，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云：“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十里之间，得四宿会之所，《注》引《风俗通》曰：“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亦云密矣。《注》又引蔡质《汉仪》曰：“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往临邛，舍都亭。《索隐》云：“临邛郭下之亭也。”此等皆在都邑之中，与行旅关系尚少，其在乡间者，通称为乡亭，《汉书·循吏传》：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则其关系实大。《后汉书·独行传》言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忳不听，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枉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盗取财货。”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此说虽近荒怪，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有此附会之说。《传》又言张武父业，为郡门下掾，送大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可证。此可见行旅止宿邮亭者之多矣。然当时亭传，似皆厚奉贵势，而薄待平民。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诏书，以饰厨传，称过使客为戒。《两龚传》云：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王莽亦依故事白遣龚胜及邴汉。而后汉章帝建初元年（76），以兖、豫、徐三州旱，诏流人欲归本者，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舍宿有烦特诏，不则须出顾直，可见亭邮待平民之薄矣。《后汉书·赵孝传》：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儋。尝从长安还，欲止陲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循吏传》：刘宠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扫，以待刘公，不可得也。”皆亭吏趋承贵势，慢易平民之证。职是故，逆旅之业遂日盛。《后汉书·张霸传》云：霸子楷，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宿儒，皆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此即逆旅，云专候造楷者，传言之过也。《儒林传》：周防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可见营是业者之多。《续汉书·百官志注》：永光十年（前34），应顺上言“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可见虽官吏亦有依之者矣。
  亭传之置，于边方关系尤大。盖内地殷繁，自有逆旅以供过客，而边荒则惟恃此，故永光羌乱，诏书特言其“燔烧置亭”；《汉书·冯奉世传》。永光四年（前40），溇中、澧中蛮反，《后汉书·南蛮传》亦特记其“燔烧邮亭”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于元光六年（前129）特书南夷始置邮亭，可见其与边方交通关系之大。《三国志·陈群传》：青龙中，大营宫室，群上疏曰：“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大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也。”案《蜀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129），备自汉中还治成都。《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建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群所指即此事也。疲民岂备所不知？盖亦势不容已耳。
  古代列国之间，交通多有制限，是为关梁，汉世亦有之。侯应议罢边塞，谓“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是也。《汉书·匈奴列传》。《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案古人作书，或用竹木，或用缯帛，故过所之制因之。《后汉书·郭丹传注》曰“符即也”，失之专辄矣。《汉书·终军传》：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而去。张晏曰：“，符也。书裂帛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帛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头，合以为符信也。”然则用乃后起之事，其初本皆用棨。《后书·安帝纪》：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固犹是用木也。乘车者亦当用传。《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5），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木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文帝之除关，实为仁政。故晁错对策，美其“通关去塞”，而路温舒亦称其“通关梁一远近”。景帝四年（前153）春，“以七国新反，备非常”，应劭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武帝初，魏其、武安等欲除关，卒未果，遂终两汉之世。“无符传出入为阑。”《汉书·汲黯传注》引臣瓒说。《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长脩侯相夫，元封三年（前108），坐为大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可见其制之严。《谷永传》：永言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臣愿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可见其苛留之状。《王莽传》：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事在始建国二年（前10）。故亦时有宽典。如宣帝本始四年（前70），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成帝阳朔二年（前23），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天井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壶口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五阮关，应劭曰：在代郡。《地理志》，代郡无五阮，有五原关。鸿嘉四年（前17），诏水旱为灾，关东流冘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是也。然《后书·郭丹传》言：丹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注》引《东观记》曰：“丹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既入关，封符乞人。”则既可买卖，又可赠遗，讥诃亦未必有益矣。《汲黯列传》：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见曰：“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注》引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此虽近深文，边关禁令之严可想。然《后书·鲜卑传》载蔡邕之议曰“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亦具文而已矣。边关随国境而移。故南越王欲内属，上书请除边关；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史亦言“除边关，边关益斥”。此从《汉书》。《史记》无下边字。
  传信于郡国以符。《汉书·文帝纪》：三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也。”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续汉书·礼仪志》：大丧亦下竹使符，告郡国二千石诸侯王。后汉初但以玺书发兵。杜诗上疏言之，乃复其制。
  水运之功，省于陆运，此历代皆然。张良说高帝都关中曰“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伍被述吴王，亦言其伐江陵之木以为船；足见水漕之便。故秦时已有令监禄凿渠运粮之举。见《汉书·严安传》淮南谏伐闽越书。严安上书亦言之。淮南王书又言当时情形曰“拖舟而入水”，可谓艰苦已甚，然犹较陆运为便也。汉通漕渠之事尤多。略见《汉书·沟洫志》。武帝元光六年（前129），穿漕渠通渭，见《汉书》本纪。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未成；见《史记·平准书》。魏武帝欲征蹋顿，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见《三国志·董昭传》。吴孙晧时，何定建议凿圣谿以通江、淮，未成，见《三国·吴志·薛综传》。而后汉明帝时之汴渠，其工程之最大者也。海运之利亦渐著。《后汉书·郑弘传》：建初八年（83），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此虽云沉溺相系，然自峤道未开以前，交、广与北方，固恃海运为常道也。即峤道开后，海运亦未必能废，此不过盛夸郑弘之功耳。《潜夫论》言：当时江南之木，入海乘淮，逆河泝洛，见第五节。亦见河海连络之效。王莽居摄，胡刚已亡命交阯。见《后汉书·胡广传》。后汉之末，桓晔、荣玄孙，见《荣传》。袁忠、安玄孙，见《安传》。许靖等，亦皆往焉。管宁等则适辽东，王朗亦走东冶。可见南北航行，皆极畅达。《魏志·齐王芳纪》：正始元年（240），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此实侨置郡县之始。其时民之依海岛为盗者甚多，亦见近海岛屿之日益开辟也。《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败之。承走入海岛。后天子策命公为魏公，以海盗奔进为功状之一。陈登在广陵，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见《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
  时又有海贼郭祖，寇暴乐安，济南界，见《何夔传》。孙坚年十七，以追海贼著闻；孙休永安七年（264），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皆见本传。《傅嘏传》：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乡青、徐。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案《田豫传》曰：公孙渊以辽东叛，使豫督青州诸军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已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皆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沈没，波荡着岸，无所逃窜，尽虏其众。嘏所言者，当即指此。然此特航行偶失。当时吴与辽东，往还颇密，多由海道，《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载魏下辽东、玄莵赦文曰：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云云。则吴与辽东交易颇盛。可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吴使张弥等为渊所杀，孙权且欲自征渊，可见航行并非甚难。魏欲伐渊，亦曾诏青、兖、幽、冀四州作大船；《明帝纪》景初元年（237）。又尝浮海入句章，汉县，今浙江慈溪县西南。略长吏赏林及男女二百余口；《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264）。则缘海航行，南北皆甚便易矣。海外航行，已见第九章第四节。《三国志·孙权传》：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土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海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军师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案《梁书》言日本人自称为徐福后，而今日本纪伊有徐福祠，熊野有徐福墓，因有疑其地为日本者。黄公度《日本国志》即持此说。然观第十二章第十节所述倭与中国往来之路，则时日本似未必能至会稽。其时横绝大海尚难，亶洲人能时至会稽，其距会稽必不甚远，疑仍近海岛屿，卫温、诸葛直自不能至耳。传说能使国家为之兴师，必非绝无根据，则徐福止于亶洲，殆必实有其事也。将还夷洲人至数千，若为取信或餍时主好奇之心，安用如此之多？疑此数千人本华人，卫温、诸葛直拔还之。所谓遭风流移，非事先之传闻，乃正将还之后，得之于其人之自述者耳。可见夷洲距中国，亦不甚远也。船工之奇者，有楼船，有戈船。楼船者，“作大船，上施楼”。《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前109）《注》引应劭说。戈船者：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也。”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张说近之”，《武帝纪》元鼎五年（前112）《注》。盖是。《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楼船官。汉武大修昆明池，治楼船高十余丈。《史记·平准书》。马援伐交阯，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后汉书》本传。而武帝算缗之法，船五丈以上一算，则时造船之技，亦大有可观矣。《后汉书·岑彭传》：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哀牢夷传》：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鹿茤夷。此即今之竹木筏。《邓禹传》：子训，发湟中六千人，令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南匈奴传》：永平八年（65），北虏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此即今日之皮船。偏方之地，各因其物产地利，而异其备器也。
  然僻陋之区，舟船仍有极乏者，《史记·淮阴侯列传》：“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缻，《汉书》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以渡也。”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也。”师古曰：“服说是。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此由其地本少舟船，故并不能为浮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