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秦、汉之世，谷粟之用，尚重于钱币。如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司隶、冀州饥，吏民谷以助禀贷，以见钱雇值；延熹五年（162），武陵蛮叛，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皆可见其所阙者，乃谷而非钱也。职是故，仓储、漕运，在当时均为要政。
  沛公入关，军霸上，秦民多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可见秦人藏粟之富。然是时谷粟，非仅各地方皆有储峙，形要之地，所积尤多。郦生说高帝曰：“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汉惠帝六年（前189），亦尝修敖仓。枚乘说吴王，言汉“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舟，不如海陵之仓”，此时言仓储，已必兼转漕矣。赵充国论羌事曰：“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此则言仓储者又当兼粜籴也。盖各地方之生计，互有关系，已不容各自为政矣。
  历代帝都所在，谷食率不能自给，必转漕他处以济之，此事自汉已开其端。汉初漕关东粟数十万石，以给京师。桑弘羊时，关东漕岁益六百万石。其时用度奢广，固非常典。然五凤中，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已十倍其初矣。昭帝元凤二年（前79）诏云：“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前78）诏：“其止四年毋漕。”亦一时之事，非常典。转漕最为劳费。伍被言秦之暴曰：“转海滨之粟，致之西河。”史言楚、汉之际曰：“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漕。”又言汉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儋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当时所以一有事辄觉骚然不宁者，转漕实为其大端。故汉人议论，多欲充实郡县储峙。然其策亦在有无相通。晁错说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从错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年（前155），孝景二年（前155），乃令民半出田租。汉郡县积谷之多，当莫此时若矣。武帝时，桑弘羊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他郡各输急处。因此得不复告缗。一岁之中，大仓、甘泉仓满，边余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晁错谓“取于有余，以共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其效如此。然此不过欲得高爵及免罪者，出其所有而已，未能制驭操纵谷价之徒也。真有裒多益寡之意者，厥惟常平。
  常平之议，创自李悝。《汉书·食货志》载其说云：“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平岁收百五十石，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此古所谓轻重敛散之法也。汉宣帝时，谷石五钱，农人少利。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大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常平之政，后世常行之，以理论自无可訾议，然效不如其所期者？一时愈晚，粮食之交易愈广，官家之资本，相形而益微，不足以制轻重。二官办之事，有名无实，甚或转以厉民也。汉虽近古，然《后书·第五伦传》言：伦拜会稽大守，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则官吏有与民为市者矣，而况商人？欲制驭之，自非易事。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前47），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据本纪，事在初元五年（前44）。后汉明帝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刘般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则办理亦不能无弊矣。然以立法之意言之，究有抑强扶弱之意，非如后世之义仓、社仓，徒使贫民相呴以沫，坐视富人之操纵而不敢问也。《汉书·酷吏·严延年传》，河南府丞义出行蝗虫，言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则办理虽或有弊，究不能谓其无利。凡水运必便于陆，故郦生以“蜀汉之粟，方舟而下”恐动齐。武帝时，山东被河灾，所以振之者，亦藉下巴、蜀之粟也。萧望之议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恤小费而昧大计，尤见其不知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