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是荷兰人如此的煞费苦心，可是日久天长，该“忽悠大会”的尴尬事始终不断。比如有一次举行的基隆地区的大会，会议还没有召开，负责传达领导精神的翻译官就让人宰了，语言不通可是麻烦事，可荷兰人真能凑合，领导照常讲话，观众照常听，两边闹了个云山雾罩。更有好几次召开的南方集会，会议开了没一半，就有土番试图暗杀荷兰长官，虽说最后未遂被逮，但煞费心机的大会也给搅了。
  最早的时候，台湾总督去开会，还都是穿便装，带两个卫兵在身边，到后来，都要穿厚厚的铁甲，身边站一排卫兵。最让荷兰人尴尬的是，第一届地方集会的时候，到会的部落有二百多家，覆盖土番人口高达六万，仅仅是十年后的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荷兰人控制下的土番部落就锐减到了一百六十家，人口四万人。“锐减”的原因，一是常年的反抗，造成许多地处偏僻的部落逐渐脱离了荷兰人控制，二却是荷兰人对土番一次次残暴的大屠杀。煞费苦心的“忽悠大会”背后，是荷兰人在台湾残暴的殖民统治。
  对台湾土番，荷兰人“翻脸”比较快，而对台湾岛上屯垦的汉人，荷兰人“翻脸”的速度却比较慢，毕竟荷兰人欺软怕硬，汉人更不像土番那样好欺负，荷兰人修筑的赤坎，热兰遮等城池，也都有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华人区，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一直很密切，毕竟通过汉人与大陆贸易才是荷兰殖民统治的重中之重。
  按照荷兰殖民者当时的统计，当时平均每年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船只，多达一千多艘，在两岸之间往返的汉族移民，总数也超过万人。在当时的沿海老百姓看来，去台湾垦荒，就跟农民进县城打工一样，分分钟的事情。到了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后，无休止的战火，更让大量沿海百姓抛家舍业，远奔台湾，在明清之交的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荷兰台湾总督欧沃德估算，台湾垦荒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岸汉人百姓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在这时期开始成形。
  大量沿海汉民的进入，对台湾岛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早在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的时候，内地来台的垦荒汉人，就把甘蔗种植引进到了台湾，这个后来成为台湾支柱产业的农作物，从此开始在宝岛生根。更重要的影响就是牛耕的推广，到了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整个台湾岛的耕牛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头，大部分都是垦荒百姓用船从内地运来。晚明时期的台湾农业，以水稻和蔗糖为主，辅以烟草，大麻，生姜，棉花等经济作物。耕地的总田亩数也滚雪球般上升，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夜的1660年，台湾的耕地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三千公顷。昔日的蛮荒不毛之地，而今已是良田万倾，欣欣向荣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在荷兰人眼中，台湾却是一块流着油的肥肉。大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荷兰人首先颁布法令，向岛上的汉人征收十分之一的酒税，崇祯三年（1630年）又出台了人头税，这是荷兰人控制台湾岛汉人的主要手段，最早的税赋并不高，但是按照规定，岛上的汉人，每三个月要到热兰遮城领取税单，登记户口，台湾岛的移民百姓，渐渐被纳入荷兰人的控制之下。
  荷兰人对汉人压榨的变本加厉，是从崇祯八年（1635年）大规模征服台湾土番部落的战争开始的。随着大批土番部落被荷兰人征服，岛上屯垦的汉人，其实也等于是被荷兰人包围了。因为土番部落大多在山区，而汉人屯垦区却多在平原，外加荷兰人不断修筑碉堡工事，本来就失去靠山的岛上屯垦汉人，也就越发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身为“刀俎”，在宰割汉人方面，荷兰人当然是不会客气的，从大明崇祯八年（1635年）开始，各种针对汉人的法令就不断出台，就以最简单的走路来说，汉人经过土番的村落，山川，都要向荷兰当局缴纳“过路费”，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荷兰人规定，汉人不能私售鹿皮，只能卖给荷兰当局，两年后又规定，汉人在热兰遮，赤坎等地区买房卖房，都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款。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汉人买盐要交税，种植甘蔗不许私自出售，只能以低价卖给荷兰当局，以方便荷兰人制作白糖牟取暴利。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汉人购买糖，蜡烛，烟草，鱼，甚至过年杀猪，冬天取暖，都要按照货物交税。按照荷兰当局的人口统计，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1650年），台湾本岛的汉人人口大约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但是缴纳的赋税，却增长了十五点八倍，可谓竭泽而渔。当时一位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话说：“我们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钱。”
  “宰”的如此狠，汉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低，荷兰当局于崇祯五年（1633年）出台禁令，禁止台湾岛汉人拥有武器，违者轻者坐牢，重者甚至要枪毙，荷兰驻军有敢擅自卖武器给汉人者，也一律处以死刑。甚至连外地的汉人乘船至台，登岛后第一件事也是交出武器。而荷兰人在台湾做的另一件恶劣的事，就是挑拨恶化台湾岛上汉人与土番之间的关系。
  以荷兰人针对土番部落办的“忽悠大会”来说，每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诋毁丑化在台汉人，每次集会上，荷兰的地方长官只要说到汉人，往往在土番酋长面前宣传汉人是“卑鄙，懒惰，下流无耻的强盗”，荷兰人则是帮助当地土番人民谋幸福的，长期的“丑化教育”，也加剧了土番与汉人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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