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在颐和园接见进京述职的太原府官员，陈士奇、荆廷钰等觐见，行礼过后，陈士奇便道：启奏陛下，太原府下辖三州，根据去年登记人口数为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人；田亩六十七万顷，其中皇庄二十三万顷，自耕农十八万顷，其余为各地乡绅所有，根据今年的新法，对占有耕地八十顷以上者征收赋税，业已征收田税粮十三万石、田税银三万两千两；去年各州县征收商税税银三百三十二万两、驿站收入一百九十六万两，合计七百五十五万两，除一百零三万八千两留用外，其余已全部上缴户部。
  不等崇祯说话，赵士锦便皱了皱眉头道：敢问陈大人，太原府登记核算的田亩，归属各地乡绅富户的土地田亩为二十六万顷，缘何收上来的田税粮和田税银却不足顺天府的一半？再者，太原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且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也，乃四通八达之地，晋商之名也是闻名天下，商税、车马税竟才是顺天府半数，下官实在不知所谓，特来请教陈大人。
  陈士奇并不理睬，倪元璐便出列道：赵大人久在陛前，岂知咱们地方上的辛苦，一来咱们太原不过辖区区三州之地，不比顺天府地广人密，二来太原虽是四控之地，亦是四争之地，先帝在时，屡被乱民侵扰，且又要防着鞑子，又要防着鞑靼，内附的蒙古诸部也不是安分的，不但要缴粮，还要供着军粮，若有灾荒，朝廷还少不得拨些下来，自陛下登基以来，蒙陛下天恩，还算是风调雨顺，然前些年，李鸿基、张献忠率贼兵肆虐三边、山西，太原府不免波及，晋商也是苦不堪言，自戚将军调至三边，这才大破贼兵，不过区区一年，能有此税赋已是不错了。
  赵士锦不由得哑口无言，张儒士便出列道：陛下，倪大人所言虽不虚，但也有出入，别的不知，拿臣管辖的沂州来说吧，很多富户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亲朋好友，每人的田亩都在八十亩的征税额以下，但实际上还是由自己的家族控制，这些赋税便征不上来，山西多煤铁，很多富户便索性把粮田改为坊、厂，锻铁、冶炼，商税所征不过十之一二，然贸易之利却不止十倍百倍，非粮田之利所能比，臣只怕十数年后，这些农田便都要变成坊、厂了，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小小沂州窥天下貌，臣甚是惶恐。
  崇祯才道：朕召诸位爱卿进京，述职只是次要，一是诸位爱卿乃地方父母，掌一方安宁，朕久在京师，岂能尽知地方诸事？两位爱卿尽是肺腑之言，朕深以为忠也，众位爱卿，针对两位爱卿所说之事，可有应对之法？
  方以智便出列道：陛下，农业长足发展后，势必溢出大量剩余之物，所以剩余的农副产品才能更多地进入市场，手工业才得以逐渐兴盛，水陆交通网进一步完善，商业随之逐渐兴盛起来，而商业、手工业的兴盛则会促进城市发展。所谓藏富于民，民间追逐利益乃是天性使然，朝廷何必过多干涉？无为之法乃自然之法，道法自然才能长治久安，况且如今皇庄之地所占比例很大，那些富户的土地只管让他们去弄，只要保障皇庄之地用于农业，那粮食自然无虞。
  赵士锦立刻出来反对道：陛下，臣以为大谬也！想当初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缴纳田赋的土地有850多万顷，但到了弘治十五年只剩下了422万多顷，这将近一半的土地去哪里了？都落到那些富户乡绅手中了，既然方大人主张自由经济，自然也要任由土地兼并了。至于方大人所说皇庄一事，陛下，工商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是有限的，况且人口增长也非一年两年的功夫，若任由发展，不加以约束，势必从农业消耗大量劳动力，但时候，皇庄虽有土地，但是由何人耕种？
  商周初便道：听闻南洋土地肥沃，或许可以效仿成祖皇帝例，在南洋开疆拓土，开垦土地，设宣慰司，岂不是可以解决粮食的问题？
  许士扬便道：只是这样一来又要派兵、又要派官，况且南洋遥远，能否有效控制尚未可知，便是控制得法，这粮食又要远途运输，这海上风浪不定，若有闪失，岂不是得不偿失？
  方以智便又道：陛下！臣方才所说，并非无的放矢，想当年弘治皇帝在位，国子监祭酒丘浚便呈上《大学衍义补》一书，此书耗费丘浚十年光阴，弘治皇帝看到此书后非常高兴，万历皇帝更是极为重视，亲自为该书作序。从此，该书成为生员科举的必读参考书，许多地方官吏也将其作为施政纲领。丘浚便是主张经济自由，朝廷不要干涉经济，任由经济自由发展；反对加税、反对控制土地兼并、反对官僚商人等等。
  赵士锦便冷笑一声道：丘浚乃误国之大凶也！他所持的立场，不过是“站在富人的角度，为国家利益服务”罢了，自万历朝以来的诸多思潮、政策、党争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例如奢侈论、反对皇权官方进入经济领域、享乐思潮等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身上，国之不国，实乃自其而始也！
  朱由检便问陆遥：先生可曾听说过丘浚？陆遥便道：这是当然了，当时我们老师也讲过，丘浚的经济学思想是很先进的，他主张重经济轻道德：他认为人有追求财富的权利，经济应该是社会的基础；主张经济自为论：即每个人都要从事一种职业产生经济活动，而每个人的经济活动又是互相制约、相互依存的。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但统治者不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应该坚持“自为论”，甚至对于高利贷这种现象也应该任其发展。可以说，他是既司马迁之后，第一个将“放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政治家，甚至对土地兼并问题，丘浚仍然坚持“自为论”；主张安富理论：“自为论”必然导致地主的财富积累增速，因此，两极分化问题就出现了。丘浚公开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提出了“安富”理论。他坚称“富民”是国家的支柱；反对官僚商人：丘浚特别反对官员经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经营商业，商业应该由百姓经营。官府和皇宫缺什么应该到市场上去购买，不应该靠权力去强行掠夺；反对政府干预：他反对一切干预，甚至对囤积居奇都不要管。在诸如盐、茶等商品上，他还主张政府放弃生产、销售的垄断，只负责监管，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商家进行。
  朱由检听罢皱皱眉头说：如此一来，那还要皇帝作甚？要朝廷作甚？陆遥笑道：是了，他所强调的自由着实过了头，我是主张要在国家制衡下的经济自由，若放任资本和经济自由发展，最终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土地兼并，若放任兼并，势必影响到国家税收、国家稳定。当然了，丘浚在自身理论和国家利益间最终选择了中间立场：对于既成事实的土地兼并不要去管了，以后（某个期限）要严格限制土地兼并问题。说实话，兼并一旦成了势力，想要约束便很难了。不过丘浚也提了一些合适的主张，比如主张开放海禁：他主张开拓海运路线，并大力支持开放海禁；创建了预算制定方式：提出了编制国家预算并将预算最终制定成型。他的具体办法是：各部门、各地预计下一年度开支，在阴历十月上报给中央。十二月下旬，户部对其进行调整、平衡后制定全国预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早于英国威廉·配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朱由检便道：那先生到底支持方以智和赵士锦谁的主张呢？陆遥道：丘浚的大部分思想在明代都成为了现实，其中既有国家之福又有国家之祸。例如他对于土地兼并问题的放任。其实谁能把握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让国家稳定。反之，则会给国家带去危险乃至衰亡。所以土地问题才是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看来，赵士锦的方略更合适一些，当然了，方以智的看法里，很多精华的东西也要利用。朱由检便道：先生的意思便是可以试行自由经济的政策，但是要在朝廷控制和约束下的。陆遥笑道：是了，是了，这事恐怕还得听听张稷若的意见，他现在可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行家了。
  崇祯想到这里，便有了计较道：几位爱卿不必争论，朕心中有数。正说话间，通政使司外廷局经历薛所蕴从偏门进来，到许士扬身后，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正好被崇祯看见，崇祯便问：何事？
  许士扬便忙出列道：通政使司刚接到前朝周阁老家报，周阁老昨夜去世了，其家人便请旨，或许是想要朝廷给个谥吧，还请陛下示下。崇祯不由的皱皱眉头，仿佛有些为难的样子，孙鉁便出列道：陛下，臣有一言，周阁老三朝老臣，又是理学鼻祖周敦颐老相公的后裔，还曾任上书房总师傅，说起来也算是陛下的老师，陛下治国，一向以仁孝治天下，又何必吝啬一区区谥号。
  魏藻德慌忙道：孙大人慎言，孙大人慎言。果然崇祯面露不快道：此事朕自有计较，今日乏累，朕亦不赐御膳了，散了吧！说完便拂袖回了内殿。众人面面相觑，鱼贯而出，孙鉁便低声问魏藻德：魏大人，陛下如何生在下的气？魏藻德摇摇头道：你呀，你呀，还是太年轻，周道登是什么人？想当年先帝在世，周道登因着做过上书房总师傅，才以礼部左侍郎入阁，他如何当了首辅？你自是不知的，乃是靠抓阄，才当了首辅，周道登为人谦和，却极其愚蠢木讷，无论做官还是做事，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迈半步绝不迈一步。听说有日朝会，先帝见官员的奏折上有黑齿一词，不解，便请教于他，周阁老想了半天，回奏道：“黑齿，齿发黑者也！。”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不但令先帝哭笑不得，就连站立在旁边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其愚蠢之事，可见一斑，你若不信，回去问问你父亲便可知晓，陛下如何肯为这样的人赐谥号？你今日以大义为难陛下，陛下如何能不生气。
  孙鉁不由恍然大悟，又有些害怕的说：那小子敢当如何？还请魏先生看在跟家父交情的份上，务必教我。魏藻德便道：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懂了吗？孙鉁便有些为难的道：唉，看来这次我是非要把周家得罪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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