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子上可以见到许多稀奇古怪的食物，其实我真想尝尝，像油炸的蝎子、蚂蚱、蜈蚣，一串串穿在竹签子上的蛇蛋，大小和鸽子蛋差不多，可实在是提不起兴趣，老老实实坐下来要了盘卤肉、咸菜和白粥果腹，说真的，现在能有这些东西吃都觉得是幸运，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觉食物来之不易。
  我看着沈仲和阿杜忽然觉得很有趣，忍不住笑了，阿杜瞪着我看，说：“你笑什么？”
  我说：“我觉得我们很好笑。”
  沈仲说：“好笑？”
  我低头喝粥，对盘子里的肉没有兴趣，这些肉炖得火候十足，切成大薄片装盘子里，用筷子一夹就断，阿杜夹了一片肉放进粥碗里，看着我说：“我们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不只是你们，也包括我，都很好笑。”
  沈仲说：“我们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一个莫须有的隐鬼降，一个半拉要饭的蹩脚降头师，还有一通听也没听懂的鬼话，就把我们几个吓得跟孙子是的，还不可笑？”
  沈仲瞪着我看了半天，也笑了：“你说的对，是他妈的挺可笑，这叫什么事啊。”
  阿杜没有笑，打了个呵欠说：“我不觉得可笑，那个人说的有鼻子有眼，不像是吓唬我们。”
  他又打了个呵欠，揉了下眼睛说：“你们弄死了猜旺，这事中国人都没几个知道，他一个泰国半拉要饭的，要是没点神通能知道这事？”
  我和沈仲都不说话了，沈仲伸出筷子夹肉，横着伸出去连着夹了三四片，盘子露出一块白底，脸色忽然变了：“这是什么？”
  他手里的筷子落在桌上，肉掉在粥碗里溅了他一身。我们的眼睛都盯着盘子里那块白底，直勾勾的，赫然看到肉底下压着一条红色的蜈蚣，身上沾满肉汁，显然已经压在肉底很久了。
  “这肉不能吃。”我大声说。
  阿杜的脸骤然变色，低头吐出嘴里的肉，可是已经晚了，他的脸变了形状，眼鼻五官都已抽搐一起，捂着嘴想叫叫不出声，就像有人扼住他的咽喉。
  沈仲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嘎声说：“这里怎么会有蜈蚣？”
  我急忙过去扶住阿杜，他已经全身都在抽搐，牙关紧咬，嘴角不停流着白涎，我拿起三根筷子横着让他咬住，扭头看到卖吃食的中年妇女要跑，大声说：“别让她跑了。”沈仲几步追过去，撞翻了摊子后的锅碗瓢盆，一脚把她踹倒在地，薅着脖领子就要打，周围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大群人，转瞬间就把他们围的水泄不通。沈仲的拳头举起来却打不下去，可他也不甘示弱，用中国话面红耳赤地大吼，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一顿拳打脚踢就把他和中年妇女分开，我扶着阿杜，眼睁睁看着中年妇女挤出人群跑远。
  这群人看到中年妇女跑了，也很快就散了，只剩下沈仲嘴角流着血走回来。
  周围一排卖吃食的摊床看到这里死人了，也都匆匆收拾摊子推着小车离开，刚才还挤满小贩的路边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泰国警察很快就来了，看到人事不省的阿杜竟然无动于衷，我们要求马上送我们去医院，也不知是言语不通还是故意刁难，几个警察就是装聋作哑，还把我和阿杜带进车里要求出示护照。沈仲拿出三本护照交给警察，用手指着路边躺着的阿杜据理力争，警察听得有些不耐烦，忽然有个警察走过来隔着车窗打了他一拳，拳头很重，打在眉弓上当时就见了血。擦了下眼角的血要给领事馆打电话，旁边的警察伸手夺下电话，还用手铐把我们牢牢地背拷起来。
  我们只好坐在警车里看着警察在路边不停拍照，幸好很快就来了辆救护车把阿杜拉走，而且还多了个会说中国话的女警察，看相貌是泰国人，可是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女警察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打架严重违反了治安条例，要每个人罚款一千泰铢，我们觉得不合理，要求给领事馆打电话，可是得到的回复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依据当地法律条文，如果觉得不满意，可以找当地律师。
  女警察看我们打完电话说，如果要去法院起诉就要扣押护照，让我们考虑清楚。我们说我们是受害者，在这里吃顿饭有人中毒了，怎么还没地方讲理？女警察面对我们质问一脸不耐烦，说这里他们来只看到我们三个，而且因为我们打架影响了当地商贩的正常经营，不扣押我们已经是很宽宏大量。
  很快笔录就做完了，我们三个签了字，交了罚款，女警察把三本护照还给我们，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还告诉了我们送阿杜去的那家医院，让我们赶紧去缴费。
  我们知道在纠缠下去也无济于事，下了警车回到我们车上，导航仪里输入刚才女警察说的地址，我们很快就找到这家医院。进了医院大门护士正守着阿杜的担架等着我们，沈仲让我守着阿杜，他拿着护照登记、问诊和医生沟通，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后，在医生的建议下阿杜住进了病房。
  泰国医院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就像国内的公寓式酒店，病房里应有尽有，电视能看，冰箱能用，还有中文台国际频道，打开空调冷气热气也调换自如。墙上的挂钟是静音的，晚上不会影响到睡眠，病床旁边有单人床和沙发是给陪护的家人和朋友准备的，未经隔离的小厨房里锅灶齐全，还有个微波炉。
  晚上我和沈仲睡在病房里绰绰有余。
  阿杜胳膊上挂着吊瓶，也不知给他打了什么药，已经不抽搐了，人变得很平静，躺在床上沉沉入睡。因为第二天还要打吊瓶，胳膊上的针护士说不用拔，这种情况我们在国内从没见过，觉得医院很不负责任，可是也不敢多说什么。晚上八九点钟阿杜醒了，一脸的苍白，翕动着干裂的嘴唇说：“有水吗？我想喝水。”我和沈仲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沙发上，谁都不说话，烟也很少抽，听到阿杜醒来都翻身坐起来，阿杜看着我们想笑笑，可是没有力气，咧着嘴看着我们眼里露出点点笑意，说：“给我水。”
  我急忙跑过去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水，一摸冰凉，担心地说：“这么凉能喝吗？”
  沈仲拿过水倒进锅里微微加热，到了适口的温度就关火，盛进杯子里走到床边扶起阿杜，刚要给他喂水，护士从病房外进来拦住我们，然后她身后很快又跟进来几个女护士，其中一个懂中文，好像是翻译，说：“他现在不能喝水。”
  我说：“病人口渴了，不喝水怎么办？”
  女护士说：“我们给他打了针，会缓解，今天夜里什么也不能给他吃，要保持空腹，明天医生来了再说。”
  我们看着阿杜一脸憔悴，只好把水杯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