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代表大会的第一剑就斩下了如此成果，苏咏霖对此非常高兴。
  他认为山东的民众代表们不愧是革命老区出身的，那是真正的学会了他交付给他们的一些东西了。
  在这个社会氛围相对保守的地方，他们的一剑挥出，直接斩断了某些人多年的矜持与自傲，敲碎了保守的社会政治氛围，给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新风。
  这是好事，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官僚们都是一种严重的震慑，而对于民众来说，则是民权昂扬的一次象征性事件。
  于是苏咏霖亲自写文章称赞山东的民众代表们，并且向山东的民众代表们表示祝贺，庆祝他们在这场大会上所获得的胜利。
  尽管中都方面有些人对这件事情不那么愿意接受，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发生了一次，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这次事件标志着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官本位社会局面受到了动摇。
  官员们必须要承认接受并且习惯他们不再高高在上的事实。
  千百年来官老爷们高高在上的历史，应该从此刻开始，走向终结。
  民众们开始真正的觉醒，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开始盛行，青天大老爷情结将逐渐被人们澹忘，人们将真正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期待着一个又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为他们做主。
  根本就没有青天大老爷那么一回事。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看似缓慢，却又好像在不经意间被什么人按下了快进键一样，忽然就飞速地跑了起来，让人猝不及防。
  自从共和二零二二年苏咏霖四十岁以后，他就越来越少的管顾实际政务，说是自己继续执政十年，可实际上他在任期开始的第二年就开始逐步把自己的事情全部交给辛弃疾去办理了。
  他自己除了继续盯着民众代表会议的建设以及世界革命计划的推动之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科技进步和家庭方面。
  民众代表会议的建设自共和二零二零年之后，就开启了快进键，大明的民权行动忽然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狂飙突进。
  到共和二零二二年，全国范围内全部行省级别的民众代表会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除了日本行省和吕宋行省这两个海外行省之外，连安南中直辖的民众代表会议都建成了。
  随后，便是更大范围内的州府级民众代表会议的建设。
  大家似乎都在抢时间，争着抢着，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一定要在苏咏霖卸任最高职位之前，把他所期待的事情完成，让他放心。
  这是他们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此时此刻的心中，为了完成苏咏霖对他们的期待，或许占据了绝对主要的地位。
  他们是为了苏咏霖才如此紧迫的推动民众代表会议建设的。
  他们明白，苏咏霖也明白，所有人都明白。
  就是为了一个人，大明国前所未有的快速行动起来了。
  因为把更多的日常事务都交给辛弃疾来管理，所以苏咏霖的空闲时间更多了，他抽出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视察，并且亲自参与到部分地区民众代表会议的建设当中。
  他更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和民众相处，亲自指点他们建设民众代表会议，亲自给他们上政治课，传授他们必要的政治知识，以此带起全民政治热潮，号召大家一起学政治。
  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政治不再是官员才需要关注的事情，而应该成为全民共同拥有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可以谈论政治，都可以讨论并且评价政治人物，政治不再需要讳莫如深，茶馆儿里再也不会写着【莫谈国事】。
  他主动向民众们传达中都朝廷的政治运转方式，告诉他们中都朝廷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并且将自己对他们的评价也告诉民众。
  他重点表扬辛弃疾、田珪子、孔茂捷等在民众工作方面尽职尽责的优秀人才，让民众知道他们，了解他们，不再把他们当作神秘而不可触犯的存在，而要当作一个日常熟人一样对待。
  权力属于全体民众，如果这样的概念深入人心，那么包括苏咏霖在内，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不会是什么神秘而不可触犯的存在。
  如果秉持着这样的态度，苏咏霖相信大明的政局不会陷入困顿之中。
  从二次会议结束之后的两年里，民众代表会议在各地的确立的确给多地官府带去了非常多的困难局面。
  尤其是不信任提案制度的确立，给官员们带去了极大的震慑。
  官府有很多想要做成的事情都被民众代表会议否决了，官府的自主行动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没有民众代表会议的审核许可与签字盖章，他们动不了属于民众缴纳的留待地方使用的赋税。
  一些有着强烈上进欲望的官员受到了压制，对现状强烈不满，但是又不敢挑战不信任提案，对此心情抑郁。
  而心态相对平和的官员则感到如鱼得水。
  苏咏霖开始广泛宣传自己喜欢的政治人物曹参，将他萧规曹随的故事做了新解，开始全面在全国范围内解释自己眼中的有为和无为。
  接着他表达了自己对无为政治的期待，要求各地官员放平心态，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广泛追求毫无意义的政绩，要求他们领会曹参的政治智慧。
  有人上书苏咏霖，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官员们失去上进心，并且进一步让国家失去活力，大明会变成一潭死水。
  苏咏霖则回信给这些人，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官员们的上进心会把一潭死水煮沸，把民众煮熟，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他讲述了按部就班和萧规曹随的意义，要求官员们学会新时期的为政之道。
  至于一潭死水的担忧，国家则有着名为紧急状态行动准则的纠正工具，可以弥补无为状态之下动员力不足的问题。
  大明可以有为，但是在涉及到最广大民众的问题上，尊重规则、讲究无为，那是最好的。
  苏咏霖的态度进一步推动了大明国内政治风气的整体转变。
  建国初期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乃至于甚至有些野蛮的命令式的政治风气得到了扭转和改变，预算会议和民众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目标则成为了官员们重要的行动准则。
  突发状况什么时候都有，为了应对突发状况，紧急状态制度也被进一步完善，什么时候启动紧急状态制度，什么时候行政命令压倒一切，这些都在紧急状态制度之中有着严格的规定。
  苏咏霖不断地试图为明国的国家政策作调整，打补丁，虽然他不在中都，但是他在地方上的一言一行总是能够极快的影响到中都，进而影响到整个大明。
  只能说他的存在过于特殊。
  在这些事情之外，苏咏霖唯一特别关心的，就是科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