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鞋的老谢大名叫谢兴泉，中等个头，长得粗实，鼻子偏大，声音有点沙哑，自称是厦门连续工龄最长的个体户：
  打从1949年一解放就申请了个体劳动者的营业执照，合法经营长达半个世纪。他还是全市资格最老的补鞋匠之一，12岁起师从其父学艺，至今补鞋已整整补了六十个春秋。他说他的人生实在是太平凡了，成天坐在小板凳上在路边为人补鞋，然后就回家吃饭蒙头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半生的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拿下来了。笔者追问再三，他这才勉勉强强地吐出一两件补鞋生涯中比较引以为傲的“事迹”来，不料闸门一旦打开，竟一发不可收拾。
  老教授的旧拖鞋
  他五、六十年代常在厦门大学校园教工和学生宿舍摆摊补鞋，曾经为许多著名的老教授补过鞋，旧事重提，他即刻如数家珍地念出一串久远的名字英语名家李庆云、历史学家傅衣凌、经济学家袁镇岳、考古家庄为叽、文学家郑朝宗……他说自己虽然目不识丁，但老教授一个个都平易近人，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他这个劳动人民。徐霞村教授是学惯中西的学者、《鲁宾孙漂流记》的译家（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学生选印的30部中外名著中徐的译本赫然其中），曾拿过一双很破很破的旧拖鞋请他修补，还教过他如何说普通话。虽然没学会，他还是很怀念徐老师的。他出生闽南乡野，生来就满口粗话，但在校园补鞋，他不知不觉就把讲粗话的陋习改了许多。他喜欢一边补鞋一边聊天，别看他没有文化，却记忆力惊人，几十年来校园教工张家常李家短，他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派出所的户籍民警都不如他，曾因此被人细称为“特务”，后来“特殊时期”时的派出所还当真把他视为“特嫌”，幸好他祖宗十八代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左嫌右嫌也没嫌出问题来！他说，“反右”和“特殊时期”期间好多老教授“遭踢”（闽南方言，意为挨整、被迫害），他向来坚定地站在老教授一边，认为是那些整人的干部以及红卫兵、造反派不对。当然他也善于把报废的自行车内胎剪成一副副弹弓的橡皮，以每副八分、一角钱的低价卖给很多教工和“右派”的孩子（笔者当时也是买者之一）。
  谈话使老谢渐渐进入了角色，越谈越来劲。听说外国的修鞋匠只会修补皮鞋，老谢认为那太差劲了。他这一生几乎修补过人间所有质地的鞋。他的话匣子只要一打开，大半个世纪的“补鞋经”就竟相涌出来：建国前后修补过美国的旧皮鞋，又厚又硬；还有闽南的木屐，但无论皮鞋还是木屐关键都是钉钉子的技术。木屐后来渐渐消失了，被人字型的海绵拖鞋所取代。补海绵拖鞋难度很大，海绵与锥子往往格格不入，他为之配制了一种特别的土胶水。“特殊时期”那阵子，供应紧张，拖鞋凭票供应，一家一年才供应一双，皮鞋几乎绝迹，他日日面对的就是三大鞋——拖鞋、布鞋和解放鞋，但一路挑担还是传统的呼叫——“钉皮鞋——！”那时拖鞋的质地变成了泡沫塑料的，一时锤子呀，锥子呀、胶水呀都派不上用场。要烧一个木炭炉，烤红一根断锯片，对开裂的鞋面进行“焊接”，需要时还可以把两双破鞋“焊接”成一双。“焊接”泡沫拖可谓老谢的“绝活”，生意十分红火。他绝对够得上是一个补拖鞋的“九段”。可惜好景不长，改革开放之后，物资日益丰富，大家拖鞋穿旧了大多一丢了事，难得再有人拿来补。如今就是乞丐脚上的拖鞋都比当时徐教授家中穿的拖鞋要好得多，老谢的“焊鞋绝活”惟有束之高阁。
  三重奏的隐秘
  讲到赚钱的话题，他暗淡的双眼中突然神采熠熠起来，于是谈话出彩的地方接二连三。记得是1964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被南普陀的采购传唤，入寺会见寺中的方丈，老谢心中十分纳闷，虽然对佛主顶礼膜拜，但他鱼肉照吃，算不上是什么佛家弟子，但方丈的召唤毕竟令他受宠若惊。原来各地鞋厂大讲革命化，突然停止了和尚专用的“罗汉鞋”的生产，寺院方面一筹莫展。方丈表示，和尚们也是愿意“革命化”的，但脚拇子们一时半载还无法适应“解放鞋”，能否请谢师傅想想办法，制作一批罗汉鞋来，而且做鞋时还不宜声张，在寺院的内堂悄悄进行，不要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有什么误解。老谢当时年富力强，修鞋的技术如火纯青，尽管不曾制造过鞋子，但对着罗汉鞋照猫画虎，结果最终是他苦干加巧干，制作出12双来，使寺院的脚拇子们在革命化的风行中依旧能苟且偷安。他坚定地认为，修鞋与造鞋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通！
  接着是特殊时期中1968年，厦大校园中的“革命师生”排演样板戏《沙家浜》，一时间又是请他出马，赶制新四军的“草鞋”（以皮代草）日本兵的皮靴。假草鞋与罗汉鞋的款式有相通之处，因此他驾轻就熟，三下五除二就仿制出来，而日本军靴他更是仿制得惟妙惟肖，绝对比北京京剧团的道具更逼真！因为他1948年曾有一年的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到台湾去修鞋，那时厦门到台湾去比上福州还方便和简单，一张船票就万事大吉。在高雄，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军靴他不知摸过了多少！因为演样板戏是政治任务，他开价多少，人家就给多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不要乱说，真是过瘾极了……
  他当然不仅仅赚政策的钱，也赚时尚的钱，1977年他每天都要偷偷地为十几位大学女生的皮鞋布鞋加高跟，钱赚了不少，人也累瘦了一圈。当时“四人帮”垮台不久，高跟鞋还远没有开放，大学里的女工农兵学员都背着政治辅导员，悄悄地请他为鞋加半高跟，且一传十，十传百，学员们神神秘秘接踵而来，他成天就窝在女生宿舍边的老榕树下，忙得没有吃饭的时间。这真是校园正史中闻所未闻的奇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特殊的时代转折点居然体现出得如此出人意外！
  他总结60年的补鞋营生：不断地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鞋情”，才能有饭吃，才能吃好饭。
  军营的隐秘
  罗汉鞋、日军鞋和高跟鞋的三重奏接二连三地奏出了老谢修鞋人生的独特的旋律，令人倍感再平淡的人生也有传奇。老谢说如果讲传奇，他还有一个也许更传奇的经历，至少中国的补鞋匠很少能有他那翻深入军营内部，接触最新火炮的传奇。
  1962年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叫嚣“反攻大陆”，厦门前线再度吃紧，老谢接到居委会通知，要他到某某军营去补鞋。以这样的方式接受生意的，还是头一回！他凭经验感到要补的绝非一般的“皮鞋”。果不其然，一进军营，即刻有个军官告诉他要为火炮的炮口逢制皮罩，因为老谢出身贫农，“苗红根正”，所以请他来为保护军事设施做贡献。老谢心里咯噔一跳，幸好早年到台湾修鞋的事神不知鬼不觉，否则，这桩生意肯定轮不到他头上。军官千叮咛万嘱咐，除了炮口，炮的其他部位一定不准乱碰。就这样，他为一口又一口大炮缝了皮罩，而且从陆军的加隆炮缝到了海军舰艇的机关炮。
  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部队的食堂吃饭可以不要交粮票，陆军每餐的伙食标准是一角五分，而海军是一角七分，钱是直接交给司务长的；还算是比较便宜的，饭可以随便吃，（当时困难时期，物资奇缺，吃的东西都涨价10倍，一个所谓的“高级饼”都卖到五角钱），每次他都吃到快撑死才恋恋不舍地住口。
  苦乐参半的晚年
  老谢已是72岁的老人了，身子骨还比较硬朗，在漫漫补鞋生涯里，既尝遍了寄人篱下的辛酸，更感受了普通人家的善良，一路风里来，雨里去。记得我小时侯给他补鞋时，他每个窟窿要收我一毛二分，我总是讨价还价，力争只交一毛。然而如今他补鞋时要收我一元，而我总是丢下二元就拔腿离去，生怕他不肯收下。我们好些当年的老街坊不谋而合，都有类似的举动。
  然而随着城市和校园管理的日益规范，对走街串巷的流动摊点的限制越来越多，加上外地男女补鞋匠都看好该市，纷至沓来“抢他的饭碗”，老谢的日子越发艰辛。他凭着老关系、老客户、老手艺在某家银行的屋檐下惨淡经营，继续一针一线地补下去。但屋檐难挡烈日和暴雨，年前他终于病到了，而且病得不轻，住院花了一千多元。对他而言，至少要修补200双皮鞋才能赚到1000元，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为抓药花这么多钱，真是心疼至极！出院后他心酸地发现那堆放在人家墙角的“补鞋家当”早已被环卫处当成垃圾一扫而空（当然是小桌椅、杂木箱之类的粗家当，锥子锤子之类的细家当则一直稳稳当当藏在自家的床铺底下）。思来想去，他狠了狠心决定开始“退休”。他万分羡慕地说：“有退休金的人都是老神仙！”可没有一分钱退休金的他也自有他自在的活法——“只要遵纪守法，不赌不嫖不吸（毒），没钱人照样可以过好没钱人的小日子”。
  老谢早有先见之明，历年都有一些积蓄，另外大儿子和二媳妇也多少接济他一点。但一角一分都得精打细算，不然会“坐吃山空”的。他有他的脾气，与妻儿合不来，已多年独居，住的是市政房地产公司一厅一室的旧套房，每月需交70余元的房租。这对他来说是每月最大的一笔开支，他既怕房改也怕拆迁，但又坚信政府总会有地方给他住的。他往日的劳作中离不开烟酒茶，现今仍每月固定要消费两条底档烟（尽量少抽）、两瓶固本药酒（睡前喝一盅）、几盒乌龙茶（儿媳妇按月送来）。扣除煤米油盐和水电开支，每日“额外”开支控制在1·5元。在与笔者闲聊的当日他花了1·45元，用于购买半斤青菜、一袋豆浆和一片西瓜。
  老谢没有电视机，他说他买不起电视机也不喜欢看电视，他固执地认定就是因为他没有电视机所以没有人敢说该市百分之百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但他有一台红灯牌的三用机，而且痴迷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境地。他现在每天下午都要收听广播电台的方言说书，遇到星期二停播，他就感到无精打采。他还喜欢听南音，夜深人静，一边听古老幽深的南音一边抚摩着那锥子——一把相伴相随了60年的乌黑锃亮的线锥。长期补鞋使他的手指，特别是大拇指和食指非常有气力，可惜这“二指禅”已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在若有所失的抚摩中茫然坠入梦乡。
  最令人感动的评价
  在漫漫补鞋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礼拜天和假日的概念，也几乎没有搭乘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中山公园里到底“是圆是扁”。现在他天天都是星期天，于是办了一个70岁以上老人免费证，每日早晚必定各一趟，尽情地乘车反复地周游市区的公园和寺庙，好好享受厦门特区市政对老人这两种免费的照顾。我问他是不是要把这辈子少坐的车次都补回来，他憨厚而十分认真地说不是的，主要是公园和寺院的空气特别好，很补身体的。他说一个人生活很自在，但就是怕生病……
  他已决定不再乘从胡里山炮台到厦鼓轮渡码头的2路车了。这就怪了，该路车被厦门市正式命名为“巾帼线路模范车”，服务态度可圈可点。老谢称就是因为她们的服务态度太好了他才决定不给人家增加哪怕是一点点的麻烦，他一生最怕的事儿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他一上2路车，售票员总是给他让座，他说他一辈子都是坐在路边，现在免费爬上公车还要别人专门给他让座位，他死活不肯。可那年轻的女售票员认真地说：“你们70岁以上的老人，早年为厦门的建设作出贡献，现在让个座位给您是应该的！”这句话让老谢感动得差点落泪！从来没有人给他的一生以如此高的评价！过去寄人篱下挨的种种臭骂就一概别提了，而挨的好话中最高最高的评价都含有一个“也算”：如“你们补皮鞋也算是劳动人民嘛”、“你们补皮鞋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你们补皮鞋也算没有吃闲饭嘛”……现在小姑娘一个“作出贡献”，断然没有怪怪的“也是”，怎么不让老人感动得无以复加，老谢几乎是有点打颤地对我说：“有这句话，我这辈子也算够本了！”
  （郑启五记于2000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