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
  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
  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
  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兵。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兵。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儿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
  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著。
  执著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
  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
  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
  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
  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
  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
  子午谷
  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
  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
  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
  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
  所以他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
  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
  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
  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
  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四天。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儿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儿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最后的帅才
  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
  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儿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儿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儿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儿也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好，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疏，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浑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儿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