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77.共产国际为何急于与中国共产党恢复联系
  其实在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什么这么做呢？这跟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当时的中共代表团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脱离实际。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为了博取台下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掌声，说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多万人口，而且中国有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把这个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时都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里，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大吹大擂，当然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各国的代表一听，中国革命搞得这么成功，50万红军，5600多万人口，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100万游击队，纷纷纵情欢呼。
  现在反过头来看看，当共产国际真的要去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6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0万红军到底在哪里，100万游击队到底在哪里，事到临头了，才发现是一场空谈。
  但当时共产国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共产国际认定了中国革命是最具希望的，所以在失去联系之后，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而且共产国际刚开过“七大”，在第三国际史上，共产国际“七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七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如何让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成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
  主要因为这些，共产国际必须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了三个人与中共中央沟通联系，第一个是阎红彦，第二个是张浩，第三个是刘长胜。
  阎红彦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云南的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阎红彦本人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英文字母，并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熟记在脑子里。因为要靠这些密码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此的机密，不能带任何纸片，否则一旦被抓、被搜出来，那就是最核心的秘密被泄露了！
  他于1935年4月回国。当时他是从新疆回来的，装扮成一个富商，骑着骆驼，载着俄罗斯的毛毯。骆驼队经过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当阎红彦到达北平之后，才听说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地结束长征到了陕北。阎红彦又立即从北平到陕北，找到了中央。
  阎红彦从1935年4月出发开始，到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中间8个月的时间，全凭自己的记忆带来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凭借他带回来的密码，未能与共产国际联系上。究竟是由于长期记忆所发生的一些记忆不准确，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总之他带来的密码，未能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第一个人没有联系成功。
  第二个人，共产国际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党员。他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就入党了，是中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而且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他在莫斯科的身份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此之前，张浩曾经在东北坐过一年日本监狱，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这个人非常硬，在党内有“钢人”的称号。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王明只是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