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刚丢掉了一家报社的工作。从学校毕业，我就在那里当记者，做得相当尽职，但就是这份敬业精神让我惹上了麻烦。具体经过我懒得说了。回想起来，像我这样的性格的女人，恐怕早晚得卷铺盖。应当说，我没有早被开除，还要感谢报社领导的容忍大度。
  不过被婉辞当日，我几乎像被雷击了，我个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绝境。一下子成为社会弃儿：无工作，无工资，无宿舍，无朋友。付不起房租，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我不去整理自己简单的行李，躺倒在床上，灭了灯，离开了争闹的世界，索性仰头大睡。我没有想到，那夜，在我的生命标出了一个转折。
  大汗淋淋醒来天已亮，摸摸临窗的小书桌，有点潮，晨雾露气染的。不过照镜，我的脸色红润。看相人都说我八字大，不必避邪，不过邪也不避我。
  “绕不过去的！”梦中的这女子，神情奇怪地朝我眨了眨眼睛，“不如四周看看，找到了就抓住。”
  我打开窗。早晨和夜一样寂静。窗外是墙，但伸出头就可看到一个拐角，后面是一幢洋房，墙上爬满深红色的玫瑰，奇香诱人。我从来没有注意，自己住的地方周围是什么。现在一看，好像还有点名堂。
  我站在路边，看墙内的空荡荡的操场。向看门老头打听这地方，说这是一所职业学校，暑假就空了。我问这地方以前是不是一所戏剧学校？看门老头很惊奇地看着我，说真是的，很少有人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剧界名伶买下来，建了上海第一个戏剧学校。每天一早这阵子，那些漂亮男孩女孩就在这儿练唱练舞，一口气翻十个筋斗。
  我追问下去：“一个女伶哪来这么大笔钱？”
  看门人摸摸脑后勺说，他也弄不清楚。他突然对我说，“你要运气好，你遇上刘骥先生。这儿的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他就住在附近，有时走过来散步。”
  “真的？！”我眼睛一亮，中国人当然知道剧作家刘骥，如同西方人知道莎士比亚一样。
  于是，我不得不振作起来。每天晨跑晚跑，有事无事，都上这个操场来一圈，这天终于看见操场上有一个男人，一头银发飘洒，他穿着质地很好的中式褂子，布鞋。虽然拄着手杖，却依然风度翩翩，消瘦但不衰弱。
  我向他走过去，他这样的大名人，我当然认得出。刘骥先生日后提起过这一天，说我跑到他跟前的第一句话就把他吓了一跳：“刘骥先生，我看到你每次在这里散步，就想起谁。”
  “谁——？”
  “她——！”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我的。”
  其实当时我说的“她”，是梦中见到的女人。
  刘骥先生笑了，他伸出手说，“小姑娘——”其实我早就不是小姑娘，但对满头白发的人而言，充充小姑娘也不错。“小姑娘，我们有缘。”
  他住在不远的富民路，早就不上班了，像他这样等级的大师，少有的国宝，没有退休一说。我有幸结识这么一个半神式人物，自认为是莫大的缘分。
  我这才下决心，住定下来，找个工作。有家流行杂志，编辑部正好在沪西，同意雇佣我一年，年终看“业绩”，决定合同续不续签。这家杂志只管赚钱，生存起来单纯一些。我从网上找到就近一幢老房子的亭子间，租金便宜，就搬过去了。
  我第二次见刘骥先生是在他家里。相处熟了，才发现刘骥先生完全不像老人，虽然行走不便，却是耳聪目明，谈笑风生。他旁边有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陪着，表情冷漠地听我们说话。我以为是他的孙女，结果是他红颜永驻的夫人。她眼睛始终没有正眼看我，我和她只有几句客套的寒暄。
  开始时，我怀疑刘骥先生有意收下我这个文学女弟子，只是风流脾性不改。我心里恼多于喜。日子一长，我也被这个老人开化了，觉得人生难得真性情。
  很少听到他谈学问，尽听他谈文坛往事，流言蜚语，而且男女关系上的传闻还特别多。如果我把当时每天回家记的笔记整理出一部分发表，定能让现代文学史教授吓一跳：他们崇仰的那些革命文学大人物，原来做过比今日文学青年更荒唐的事。
  《新良友》周刊编辑部是一幢旧洋房，走廊和办公室挂满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刊物的封面复制品。这家满是图片的仕女杂志虽然对不上我的口味，但也知道全国报摊都把它放在打头。要迫使我自己不会认真起来，在这里混饭吃是最好的。
  那天主编走进编辑室，说《新良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未能采访到上海小资女作家第一块牌子丹仪，问谁有办法。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都朝我看，因为那两个人已经吃过闭门羹，只有我去撞撞大运。
  我勉强说，“我只能试试看。”
  主编表示，若能采访成，稿酬从优。
  主编走后，几个同事说，他们碰钉子绝非偶然，下面是一大套女人经：
  “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
  “总应当有五十了吧。据说她母亲是‘老良友’的作者，与张爱玲共过事。”
  “这个女人自命张爱玲转世，怎么会向你露真面目？”
  实际上我心里暗喜，丹仪就是我师母，刘骥夫人，即便她不给我面子，她也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凭着一种敏感，我几乎能断定她会与我大谈一番。
  果然，丹仪约我到外面谈。
  她穿了件新式旗袍，妆化得浓艳，但是皮肤很好。指甲涂了最新的多色荧光。据她说，外祖母是什么解放前一家银行经理的少奶奶，在法租界有一大幢三层楼的蓝房子。
  我们坐在瑞金路一家咖啡馆里。她津津乐道身上的衣饰是在哪个欧洲城市买的，什么季节用什么巴黎香水，如数家珍地说了一串去过的欧洲国家感受，这点倒符合我上司给我的采访要求。我真不明白我的同事们出了什么错。
  我知道，在70年代末，刘骥先生忽然变成稀有的“出土文物”，外国竞相邀请。二十年中走遍全世界，永远有丹仪陪伴在侧，一直到他最近实在走不动为止。但我明智地不提刘骥。
  “上海小资女人第一块牌子。”我开门见山问她这个外号的来历。
  她一笑，“当然我不会做这样的自我标榜。”她淡淡地说，“不过这称号没什么丢脸的。就是被当今那些‘小妹妹’们弄得太俗气了。”侍者过来，我点了啤酒，她点了一杯冰咖啡，接着说，“难，趣味这东西最难，三代富贵方知饮食。美国人富了一百年依然粗俗！如今上海小资女人学时髦是靠看美国肥皂剧，靠研究贵刊——真是俗不可耐。”
  我一手端着啤酒，一手忙着记她的话。突然她警觉地问我：“你呢，不像上海女子！”
  我点点头。我的确不像。就在这时，她用简单的欧洲星相，判断了我的性格。
  她话题一转，问起我的生日。
  原来我是处女座出生的。
  这样的人，对神秘、悬疑、危险，甚至暴力，有着难以言喻的好奇心，好奇心可引导出创造性。但可能过于执着而走火入魔，不可收拾。如果弄起艺术，则追求完美，几乎成病态。
  丹仪对我这么说。我完全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应当承认，她说得很准。我不能不叹服：我这个扬子江水手的女儿，一辈子不入时流。
  “至少你不生在上海。”丹仪不容反驳地说。
  这话说到要害上。隔一条江，水土就不一样，哪怕是跨过一条江过来的，就生来不是做上海女人的料子。
  丹仪那天还说，她诧异我这样的人，竟然对小资女人这题目感兴趣。我心里一紧。莫非这个女人打听到什么消息？在本地小资像寄生虫一般长出来之前，上海的天下，属于大开大合的女人，那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女人。不过我的书还没有开始写，她怎么知道？
  刘骥先生进了医院，让一个护士投信，叫我去见他。那是个阴沉沉的下午。他本来脸就瘦，现在脸更瘦，而且眼圈灰黑。我突然明白，他的日子长不了，看到我来了，他似乎等待已久，竟然拉掉鼻子上的氧气管，坐起来。我急忙阻止他，他不理会，一个手势拦住了我。
  人之将死，其言才真。他的话没头没尾。可能他知道我了解他的上下文，开场白就省了。他说我们这种知识分子，走进现代，是假的，浮面的，赶时髦而已。老百姓活出来的现代，例如抽水马桶浴缸之类，才切切实实，什么革命运动政治清洗都改不掉的。
  他张开嘴想大笑，可怜这个时候，他已是有笑之心无笑之力了。
  上海就是物质的，现代上海，就是物质的集合。坐在上海的抽水马桶上，思维还能抽象？我只能代刘骥先生大笑。
  他看来一直在等着我落进他的话语圈套，便叫我从他的床底一个帆布包里，找出一个牛皮信封，让我当面打开。里面有相当多发黄发脆的剪报，内容却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我没听说过的沪剧女演员，叫筱月桂。
  看到我很惊奇，他眯起眼睛，缓慢地说：“你能写点像样的文字，我也知道你写的东西不痛不痒，其实无啥意思。如果以后真想写出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就写筱月桂，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女人。”
  他说完话，靠回枕头上，话多了脸色疲惫。护士赶了过来，给他重新插上氧气管，先生的女儿用眼色示意我退走。
  我意识到他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小月桂，就是这个女演员。
  那个下午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