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谁？”赵天一嚣张的说道。
  “我！”季诺果断地站了出来。“挺嚣张的啊，一直看你不顺眼，听说你当初还想带着人绑我来着。现在你又敢欺负我的女人，这梁子是越结越多，现在逮着机会，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免得留下来遗憾。”
  “好啊，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当缩头乌龟啊。”赵天一说道。
  汉王世子朱在一旁起哄道：“打死他，留着是个祸害。”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一举消灭了割据平江（今苏州）的张士诚势力。在长达10个月的围城战争中，苏州府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明初，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据洪武《苏州府志》载：“及归我大朝，再加修建，高广坚致，度越畴昔。至今一切修筑，不劳民力。”据明正德《姑苏志》和清同治《苏州府志》载，明代苏州府城增筑了防御设施：沿宋元之旧，仍启阊、胥、盘、葑、娄、齐六门，“各门上为画楼”，古代又称之为戍楼，供城防将领了望之用。“周循雉堞，每十步为铺舍”。雉堞，即城垛，在城垣上环列萦绕。每隔50丈（约1600米），建铺一座，供守城士兵休憩。在城垣内外，都凿有长壕，阔数丈或数十丈不等。各城门都建有吊桥，以通出入。经过明初修建，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又以新的面貌屹立在太湖之滨。
  古城苏州建于太湖下游的水网地区，纵横交叉、密如蛛网的河道遍布古城内外，大运河围绕城垣，从而对这座城市的位置起了固定的作用。南宋《平江图》所展示的水陆平行、河街相邻、前街后河的双棋盘的城市格局，到了明代基本未变。
  （1）街巷。明代苏州城内和市郊的街巷，见诸于地方志书著录的就有341条。（清同治《苏州府志》卷5《坊巷》、卷12《坊表》）如果加上未著录的坊曲里弄，估计约有500余条。而其中的主要干道，都依河而建。街道和河道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排列有序、脉络分明、互为作用的交通网络。根据明《吴中水利全书》记载，到了明代，城内已形成了“三横四直”7条骨干河道，相应的是城内陆上的7条主干道。沿着这些主干道，有无数小街横巷，或向东西，或向南北伸展，形成无数大小不等，但又较为整齐的方格形，类似棋盘式的道路网络。多数主干道都与河道平行，陆上可以骑马乘轿，水上可以行舟载货，并与城郊的道路和河道相连。四通八达，十分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明代苏州的各级官吏，都把修桥补路、确保城市交通的畅通，视为自己的职责。例如宣德七年（1432）四月初十日，苏州知府况钟，在交通要道和人烟稠密之处，张贴告示，指出：“各处桥梁路道，遇有损坏，即为修理，以便往来，毋致误事不便”；要求“阖郡官吏、粮里、军民人等，各宜遵守”。（《况太守集》卷12《严革诸弊榜示》）
  明代苏州的达官显宦，在官府的倡导下，在其所寓居的街巷内，竞相建造跨街牌坊。这类牌坊既不属于唐代以来坊里制度的设施，也不同于宋代标明街名、巷名的坊表，而是用来标榜科第和官位、宣扬显赫的门第。王鏊说：“表厥宅里，自周有之，所以贤其人也。后世乃以表科第，近又表其官，此有司崇重激励之意，其亦盛矣。”（明正德《姑苏志》，转引自《宋平江城坊考》卷首《叙目》）据同治《苏州府志》和清顾震涛《吴门表隐》两书记载，明代苏州士绅在城内和城郊建造的跨街牌坊达114座之多。这些牌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表彰科第，激励后学；二是标榜官位，显示门第；三是表彰政绩，颂扬德行。这些牌坊不仅点缀街景，使古城更加肃穆美丽，而且也是苏州古代城市文化的实物见证。
  （2）河道。除了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以外，还有供水、排水、灌溉、绿化和消防等作用，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明代苏州古城，城外大运河环抱着长方形的城垣，在城墙内侧挖有一条城壕，又称内城河，以便引水进城，并与城内诸河道息息相通。苏州城内密集的河道，到了明代逐渐形成了三条东西向、四条南北向的骨干河道，即所谓“三横四直”，小浜支渠120条，沿街巷伸展四方，布满全城。
  明代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内河道经常淤塞和污染，有的甚至断流渐成平陆，被居民侵占，营建房屋。为了确保城内水上交通的畅通，并便于供水和排水，苏州地方官吏曾多次组织人力，大规模地疏浚河道。据《吴门表隐》卷1载：“郡城内三横四直河道，明弘治六年（1493），通判应能所浚。嘉靖元年（1522），佥事蔡乾；万历三十四年（1606）巡抚周孔教、把总王之义；万历四十五年（1617）巡抚王应麟再浚，支河悉疏。”上述4次疏浚，以后两次最为彻底，效果也最为显著。
  明代苏州地方官吏还多次疏浚城郊河道和修建堤岸。例如弘治六年（1493）苏州府水利通判应能，先后疏浚了自枫桥至渡僧桥长达10余里的枫塘，以及自阊门至虎丘山下的7里山塘。又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浒墅关户部主事董汉儒捐钞3000两，修葺大运河堤岸。“自枫桥至关二十里，甃石成堤，既障邱塍水患，兼便舟行陆挽”（清同治《苏州府志》卷于六城门外城河上的吊桥，用条石作桥基、木板作桥面，以便于用吊车吊起，在军事上具有防御作用。上述不同形状和不同质地的桥梁，构成了水乡城市的一大景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联系的加强，明代苏州桥梁在交通上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崇祯间（1628-1644），吴县知县牛若麟在《阊门重建虹桥记》一文中指出：“吴为苏附郭邑，金阊孔道正其辖境，虹桥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肩，无间昏旦……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一旦桥梁损坏坍塌，“悉呼艇争渡，负贩窭夫则望洋而叹，何以得食”（明崇祯《吴县志》卷16《桥梁》），从而阻碍了城乡经济交流，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据方志书记载，入明以来，苏州各级地方官吏，新建、重建和重修的桥梁就有108座之多。其中由官府集资修建的桥梁就有47座，其余的也都是在官府倡导下，由里人捐资修建的。
  凡属于交通要道上的桥梁，极易损坏、崩塌，在明代往往一修再修。例如盘门外的如京桥，又称虹桥（今称水关桥），跨学士河，与大运河交接，与吴门桥为邻。由于它位于苏州城西南角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明正统间（1436－1449），巡抚侍郎周忱修；弘治十一年（1498），水利郎中傅潮再修；嘉靖间（1522－1566），吴县知县苏佑、宋仪望继修；天启六年（1626）圮，郡人凌汉翀重建；崇祯十四年（1461）又圮，吴县知县牛若麟重修。前后修建过6次。又如阊门外虹桥（今称吊桥），横越大运河，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地，由于太湖西来之水和大运河北来之水，至桥下汇合，然后东流入海，因此水流湍急。洪武初，改用条石筑砌桥墩，用坚木架梁，用木板制作成弧形桥面。桥面宽广，“可并举四舆，并乘五马”，并“卫以重阁，可恣凭眺”。（清同治《苏州府志》卷33《津梁一》）但小商小贩都在桥面两旁搭架帐。在苏州境内，还设有传递公文的急递铺。在府治西，设有总铺；每隔10里，设一分铺。铺设铺司一名，铺兵若干名。它像蛛网一样伸展到苏州府属各县。据明正德《姑苏志》载，全境共设有54个急递分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日知录》卷10《驿传条》）一铺又一铺，日行数百里。凡属紧急公文，朝发夕至，速度极快。这些驿站和铺递，组成了古代城市的通讯网络，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必要手段。苏州府城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地方长官要行使自己的职能、贯彻中央的政令，需要了解掌握来自上级乃至中央政府的信息，做到上通下达。在交通和通讯工具还不发达的古代，这种驿传制度是地方政府了解上下和左右信息的惟一手段，历来受到地方长官的重视和关注。
  宣德五年（1430），况钟出任苏州知府后不久，即“以姑苏内外驿岁久颓败，不庇风雨，使客至无所居”，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修，除增添了寝堂两庑卧具和日用品外，还在驿内营建了一座可以登高远眺的楼阁，盘门外大运河的景色一览无遗。并挑选了一批恭谨朴实的居民，轮流充当馆夫服役。（《况太宁集》卷4《张太史赠太守况公前传》）姑苏里驿于正统初（1436）裁革，仅剩下盘门外的姑苏驿，而南来北往的使客络绎不绝，“授馆致饩者无虚日”，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到了成化九年（1473），邱霁出任知府后的第二年，鉴于姑苏驿“去府治远，礼宾往来，上下告劳”。于是，经请求巡抚和巡按御史获准后，便大兴土木，移建姑苏驿于胥门外的大运河畔。这座驿馆的地基“半筑于水，广袤数十丈，背城面河，气势宏敞，北有延宾馆，后有楼曰‘昭赐’可以登眺。……驿之右有皇华亭，左有月洲亭，相去百步，为使客憩息之所。”楼阁高大宽敞，“燕休登临，尽得山川之胜，庶几乎所谓中吴之传观也”。（明正德《姑苏志》卷26《驿递》）驿置驿丞，其职责是“典邮传、迎送之事”（《明史》卷75《职官四》），即掌管公文、邮件的传递和接待使客与过境官风的滋长，权贵势要早已冲破了规定的限制，竞相营建豪华的宅第。例如明代大官僚申时行，在苏州府城内建造了八座宅第，“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申衙前、百花巷各四大宅。庭前俱有白皮松，阶用青石。西宅有御书‘同心匡辟’匾；大鼓，严嵩故物，上所赐也。今存鼓架。”（《吴门表隐》卷15）又如崇祯帝皇后周氏为苏州人，崇祯三年（1630）封其父为嘉定伯，赐第于葑门内带城桥东（今苏州市第十中学校址），占地达60亩之多。（《明史》卷300《外戚》、《吴门表隐》卷7）清顺治四年（1647），改建成为织造公署。
  明代苏州官僚士绅营建的深宅大院，都为院落式建筑。粉墙黛瓦，宅院相融，一般都由门厅、茶（轿）厅、大厅、楼厅、书房和杂屋等五进或六进组成，侧有备弄联系各院落。有的还有戏台、花园和家祠。这些峻宇华屋，集木雕、砖雕和石雕于一体：有砖雕门楼、照墙；木雕门窗、梁枋；石雕门枕、柱础等。这些深宅大院，夹于两河之间，成前街后河的格局。
  到了明代后期，苏州府城内的驻军发生了变化，据云：“中叶承平日久，武备松弛，兼之兑运法行，更番上下，不复知有戎事矣！其后变故频仍，盗贼蜂起，而军疲戈毨，不堪御敌，于是始开招募，谓之民兵。其于卫所弁卒，遴其良者，置之行武，谓之选锋。虽杂处营垒间，军自军，而兵自兵，不相混也。”明初漕粮运至京师，还未有定额，到了成化八年（1472），朝廷“始定四百万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
  总数，故里又名为图。在城区则称坊或厢。明王朝规定，每坊或民主推选产生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