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虽然首辅的孙承宗在政治偏向东林，但不意味孙承宗全盘同意东林的做法。其实孙承宗也有些反感东林以政治观点来区划党派的方式。东林结党的事情在朝中可谓是尽人皆知，而朝中本来持中立立场的大臣，因为看不惯东林的种种作为，以及东林的排挤，都慢慢的靠向了反对派。
  就像当初票拟内阁大臣的时候，东林为了一己之私，经很多有资历的大臣排除在名单之外，这不是给自己树敌吗。就因为东林为了一己私利，把温体仁等人给得罪了，温体仁不满东林的作为，就参了钱谦益一本。
  这下好了，东林竟然对温体仁群起而攻之，并且攻击人家连过硬的证据都拿不出来。双方闹到最后，连孙承宗都看不下去了，为温体仁说了句话，说：温体仁平日清谨自守，名声很好，这次只因为参劾钱谦益一事，激愤过当，犯了众怒，所以群臣参他。
  当然，所谓首辅，他也察觉到皇上对东林这样自私和偏狭的做法很不满，甚至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皇上亲口说出“进言的人不知道忧国忧民，只知结党营私，自我标榜为“东林”，对国家没有丝毫的贡献。
  这番话已经很严重了，就差点没说“东林党”了。要知道在明朝那个时代，“党”可不是什么好词啊。魏忠贤就是利用“党”铲除东林的。
  于是孙承宗很快就上了一片奏疏，里面有一段话写道：人臣不可结党侍奉君主，人君也不可用结党来怀疑臣子，只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品行和从政业绩来决定他的升迁和罢黜，而不能看他是不是哪一党的如果在朝廷上打的你死我活，官员们全部分成甲党或乙党，绝非国家之福。
  孙承宗在内阁当中，一直在和稀泥，而在朝廷的用人上，孙承宗也一直秉承用才能、品行和业绩来人用官员，所以东林与反对派之间的争斗也没有怎么扩大，一直是在可以忍受的程度。连带着，因为孙承宗的这种作为，他自己的威望也很高。
  所以这次讨论如何治理台湾的问题上，东林和反对派要养精蓄锐，以备来年再战，再说台湾也不入双方的法眼，所以这次议事很是少见的平和，双方和和气气的讨论，少了很多火yao味。
  最后内阁讨论的结果是台湾揩府设县，并移福建、湖广、江西的一些民众到台湾居住。至于派遣谁到台湾任职，在台湾派驻多少兵马，到平台议事的时候在与吏部与兵部商议。内阁将奏章写好后，就递到宫里了。
  时候不长，上午递的折子，皇上下午就批复了，说这是咱也别往后拖了，咱在晚朝的时候大家议议，争取年前把这件事定下来，完事后大家也好好的过个年，休息休息。
  大家一看，竟然皇上这么定了，那就晚朝上大伙议论议论吧，还要向吏部、兵部、户部和工部打个招呼，毕竟开府设县，要与这几个部门进行协商，所以孙承宗派人到吏部、兵部、户部和工部，通知他们。
  在晚朝上，群臣现实按照利益，向皇上行礼，然后呢，内阁、六部等朝廷各部门的首长以及属下官员对于周皇后怀孕，向皇上表示祝贺。而皇上也很高兴，群臣也很是难得从皇上的脸上看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尤其是这些高官，常年在皇上身边的大臣，危险系数是很高的。如果一句无心的话惹得皇上不高兴，而自己又不知道话，那就完蛋了，今后肯定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这帮子官员也不容易。
  朝臣们恭贺皇上之后，就开始议论起台湾的问题了。朝廷打下台湾很容易，但是要治理台湾就有些麻烦了。如果实行内阁治理台湾的方略的话，因为当时台湾交通不便，所以住民比较少，于是往台湾移民就成为朝廷巩固台湾统治的上上之选。
  除了移民外，还要派驻官员与驻军。不仅如此，还要在台湾岛建设衙门，兴修水利，所以必须还要工部衙门的配合。林林总总算下来，朝廷要支付上百万两的银子。可是朝廷没有怎么多的银子啊。
  众多朝臣听到户部叫苦之后，也没多言语。朝廷财政不好，这大家都是知道的，看着户部尚书的那个苍老的样子，许多大臣都暗自庆幸自己不是户部的官员，要不往后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
  说实话，要是财政好的话，皇上何必召集这么多的大臣来议事了，只要找到内阁，拟出一个章程就好了。皇上召集大家的用意就是拿出一个妥当的办法，于是大臣们开始群策群力的想办法。
  有的大臣提出，既然朝廷的财政不能满足迁移四省百姓的需要，那么就先动员福建的那些破产的农民迁移到台湾。等这些人在台湾安家落户之后，在行迁移其他的民众，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来。
  至于说兴修水利以及建造城池、府衙的事情，完全可以以工代赈。还有，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西班牙人，在台湾都修筑了码头。朝廷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设施，开展海外贸易的方式来补贴台湾建府的开支。
  至于说这个方法，东林是比较反对的，倒不是因为这是反对派提出的，只是因为这合天朝大国形象不符，堂堂天朝怎么沦落到要靠海贸来弥补亏空。不过东林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所以也只是口头表示抗议罢了。
  至于在台湾驻扎多少军队，大臣们一致认为最多不能超过八千，八千人已经是朝廷的极限了，再多，朝廷就负担不起了。
  于是台湾、澎湖的驻军就定在了八千人，另外朝廷还需要修筑炮台，打造军器，这就是工部与兵部的事情了，会议完事后，就有他们两家商量着办。
  当然，年关临近，移民还需要多方准备，工部还要派人去台湾实地的勘察，总的来说事务多多，能在年前草拟出一个章程来就已经是不易的了，所以今年是赶不上了，只能等到明年在实行移民计划了。
  台湾大捷，当然要对有功将士进行封赏，但是朝臣们对如何封赏这些将士，尤其是如何封赏郑芝龙有些分歧。郑芝龙的背景有些复杂，他出身于一个南安一个官吏家庭，原名一官，字飞黄，后改芝龙。
  郑芝龙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生计困难，带着他的两个弟弟芝虎与芝豹到澳门投靠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他见郑芝龙非常能干，就把他留在身边，协力商务，后来郑芝龙在到吕宋经商的时候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并在此期间入了天主教。
  之后郑芝龙在经商期间，可以说是亦商亦盗，并且郑芝龙在日本经商期间，娶了平户侯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
  对于这样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人，朝廷该如何的封赏？原先郑芝龙归顺朝廷的时候，因为他是带着一支舰队归降的，所以朝廷就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水师副都督，现在他率领水师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立下大功，任命他统帅朝廷在东南的水师也不过分。
  但是这个郑芝龙在归顺朝廷后也不怎么安分，郑芝龙在归顺朝廷后，在泉州安平镇大兴土木，大有占山为王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舰队与商船队，在没有通过市舶司，偷逃税款的情况下，擅自与外商进行海贸。
  要知道，在明朝时期，对外贸易是非常挣钱的。自从朝廷开放海禁以来，每年为朝廷带来数百万两的白银收入，史料记载，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从美洲等地掠夺来的白银，几乎都流入到了中国。
  通过海外贸易，郑芝龙可谓是富可敌国，但是郑芝龙的这种行为却极大的影响了朝廷的海关收入，所以朝廷内各大臣对郑芝龙多有诟病。于是对如何封赏郑芝龙大家就出现分歧了。
  有些大臣说郑芝龙是有大功，但是他的一些行为确实违反了国法，再说郑芝龙的那支舰队，不只有皇上，是只有“一官”。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朝廷是不是考虑将郑芝龙调离福建，然后将瓦解郑芝龙的舰队，收为己用。
  有的朝臣就反对这种意见，因为不管怎么说，郑芝龙都是这次台湾之战的功臣，对于这种“鸟尽弓藏”的行为，是不是会寒了边疆将士的心啊；还有，如果朝廷这么办的话，是否会刺激郑芝龙，使他心生叛意。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但是总的来说，因为郑芝龙的种种作为，朝臣们是不信任他的。现在分歧是现在动他，还是等朝廷准备充足之后在动他。大臣们众说纷纭，根本形不成统一的意见。
  最后孙承宗、钱龙锡、刘鸿训等阁员与吏部尚书成基命商议了一下，最后吏部尚书成基命说：有功不赏确实会寒了边关将士的心，但是郑芝龙的种种行为确实不妥。依臣看来，不如任命郑芝龙为福建、广东水师都督，并把署衙迁往广东新安县的香港。
  成基命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郑芝龙的根据地不是在福建泉州安平镇吗，那好，朝廷将你迁移到广东新安县的香港，把你调离你的根据地，然后朝廷在慢慢的削平你的势力，再说新安县的香港也是一个良港，适于停泊大型船舶，你郑芝龙也没有理由拒绝朝廷的调令啊。
  郑芝龙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将领的封赏问题就好办了。聂青云被任命为台湾总兵，负责防守台湾、澎湖；傅有成被任命为浙江水师都督，至于台湾知府的人选，吏部挑选，然后报内阁讨论。
  既然事情已经定下了，内阁回到值班房后，立即起草圣旨。起草完毕后，送入乾清宫，加盖玉玺后，由行人司火速的送往福建。
  台湾的事情解决之后，朝臣们又开始为新年庆典忙活了起来。朝廷双喜临门，台湾大捷，皇后有喜，朝廷理应大肆的庆贺一下。皇上的一些礼仪行动都要礼部来办，所以新任的礼部上疏徐光启最近很忙。
  由于西北严重的旱灾，致使流民激增，虽然朝廷想尽了办法去赈灾，可是收效甚微。而忙碌之中的徐光启恰好知道，从西洋引进来的一些农作物有些是耐旱的品种，而且亩产还算可以，所以徐光启就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普及一些西洋引进的一些农作物。
  从明朝中期以来，外来的农作物就不断的被引入到了中国，比如玉米、甘薯等。这些农作物在一定的范围里也被广泛的种植，不过没有普及，所以大家对这些农作物还不算太熟悉。于是内阁就找来徐光启，问一问具体情况。
  徐光启对这些外来的农作物还算比较了解，就向内阁说明了这些农作物的特点。内阁一听，心说徐光启这个人说的应该是实话，既然有这么优良的农作物，那是应该普及，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在一地试种之后，再说吧。
  于是内阁与徐光启写了一个折子，请求皇上在热河以及延安府、蓟镇试种一些西洋引进的农作物，堪坎效果如何，要是效果好的话，就在全国普及耕种。奏章很快就发回了内阁。
  皇上完全同意内阁的主张，要内阁斟酌处理。内阁接到皇上的批复后，又立即请来户部与工部，来协商玉米等农作物的试种问题。户部掌管全国的钱粮，工部掌管全国的工程，种田要有种子，还要派人去指导，当然兴修水利工程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必须要这两个部门全力配合。
  两个部门看到有皇上的命令，他们当然不敢怠慢。不过说道要试种，那少不了种子，可是户部没有啊，于是户部向内阁说户部没有这些农作物的种子啊。
  内阁看看徐光启，徐光启说他知道哪有种子，不过可能不够，不过既然已经解除海禁了，不如从西洋人那里买些，至于种法，也可以向那些西洋人请教。内阁一听，这也是一个办法，那就这么着吧。
  于是户部与工部与工部加紧准备，两部都派出人手到热河以及延安府、蓟镇，去办理相关事宜，开种之前不得要先准备准备吗，否则一开春，怎么耕种啊。
  当然，为了庆贺新年，达到普天同庆的目的，崇祯皇帝在向怎么让普通的民众过的好一些，至少不能让他们起来造反啊。崇祯想来想去，得，干脆减税吧。
  不过国家正税是不能再减了，否则就不足以支撑国家的正常的开支了。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虽然恢复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但是张居正在施行改革的时候，虽然对国家赋税做出了调整，但是不是很彻底。
  而当崇祯在恢复张居正的赋税制度的时候，恢复也是很不彻底。毕竟张居正改革的赋税侵犯了地方上氏族大户的利益，所以地方上的反抗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崇祯重新实行的时候，因为国家财政的问题，所以对底下的一些小动作也是视而不见。
  那这就造成了，虽然恢复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但是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减少。崇祯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不在加重民众的负担而已。崇祯思来想去，干脆，做个表率，停收崇祯四年以及五年的金花银吧。
  金花银是在万历晚期新增的税种，这个税是皇家征收的，收到的税款后也不入国库，而是进入皇帝的内帑，是皇帝个人的私人收入。崇祯心说，一步一步来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改革不能急躁，从上而下，循序渐进吧。
  京城的百官不是一般的忙，而是很忙；朝廷定制，新年要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巧合的是有恰逢万寿节。前年的万寿节因为赶上后金犯边，所以没有举办，今年礼部的官员较劲了脑汁，想尽了办法要举行一次让皇上高兴的万寿节庆典。
  在地方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西北的情况的没有丝毫的好转，但庆幸的是也没有恶化。这让朝廷大佬们很是开心。朝廷大佬们的想法是只要在万寿节和元旦期间地方上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好。
  而地方上也是一派欢腾的场景，不仅因为是过年的关系，更是因为朝廷减免了金花银。按说朝廷的正赋其实一点都不高，而是低得可怜；相应的官员们的工资也很低，为了增加收入，官员们一直在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就造成了额外的税赋是正额税赋的几十倍。
  虽然朝廷努力的清理税赋，但是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要是现在大刀阔斧的改革税赋制度，那无异于把整个官僚集团放到了自己对立面。毕竟整个官僚集团的消费极大，而朝廷支付的俸禄不足以然官员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当然可以为官员们加薪，但是鉴于眼下朝廷财政实在是困难，所以崇祯皇帝无奈的选择减免部分的税赋。虽然这样做不能切实的改变的民众的生活，但是至少给他们一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