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李邦华一打岔，我不得不重新捡起刚才的思路，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江南一直以来都是文人辈出的灵秀之地，有天下才子半数出于江南之说，因此朕决定放开对文人的限制，之前朕已经改革了科举制度，添加了许多科考科目，不过要等到两年之后的考试才能看出成效来，两位爱卿到了江南之后，要鼓励文人开设报馆，至于报纸为何物，朕在工作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跟塘报的性质差不多，你们可以仔细看看，办报馆的目的是为了转化党争的核心矛盾，朕还没登基的时候就知道东林党和齐浙楚党等等之间的矛盾，更有借京察清洗的痼疾，朕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
  李邦华还在为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感到不妥的时候，听了崇祯皇帝这番话，当即愣住了，随后激动道：“皇上……皇上的意思是说，可以让文人议政？”韩非子早有论调，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历朝历代对文人的束缚非常厉害，本朝的八股文就是一例，所以李邦华做梦也没想到崇祯皇帝会有如此动作。
  周延儒也没想到崇祯皇帝会开通到如此地步，韩非子早就说的明白，侠客仗着自己武艺在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读书人没事说这说那是蛊惑人心，这两样人都不是好东西，作为任何一个君主都会加以限制，可崇祯皇帝却反其道而行，这……。
  我可没开明到让文人参与政事，只不过是想把有党争以来文人间的互相攻击转化形式，让他们别拿“大明公司”的业绩开玩笑，败家可不是这么个败家法。
  “开设报馆也要和商业一样，放开来搞，衙门自然要办一份，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也都可以办，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到报，让老百姓知道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我说着把话一转，“但是朕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办报馆一定要做到内容翔实可靠，凡是故意胡说八道扰乱民心的，一律严惩不待。”
  李邦华和周延儒连连点头称是。李邦华仍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皇上，报纸如果和塘报差不多，那么一定要谨慎一些，万一有人借报纸诋毁皇上攻击朝廷，那肯定不妥，臣以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是让人知道尺度为好。”
  “现在大可不必，朕之所以让老百姓也能看到报纸，就是让老百姓明白朝廷的什么政策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拥护朝廷，得民心者得天下，再说这也是重新丈量土地的一个宣传阵地，那些不想把土地吐出来的家伙，让他们也见识一下舆论的威力吧！这个道理你们明白吧！”
  李邦华和周延儒都不笨，此时恍然大悟，异口同声道：“皇上英明。”
  “我们汉人自古就有党争，党争不但波及文人，有时更会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能借着报馆开张来改变文人党争的方式，让他们不管有什么主张，都在那报纸上辩论交流，就算是互相口诛笔伐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动摇国本。”
  李邦华和周延儒重重点头，对崇祯皇帝的话深以为然，连带的对刚才崇祯皇帝将要推行的铁血政策也都不再那么忧虑了。
  开局对江南诸事非常重要，头三脚要是踢不开，往后的事情也不好办，为此我特意下了几道旨意，主要是写给分封在外的诸位王爷，让他们体谅一下国家的难处，拿点钱出来，当然了，我没指望他们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他们不要阻挠江南土地的重新丈量，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大地主们肯定会把手攀到同是地主老财的诸多王爷身上，希望借诸位王爷的力量制止土地的重新丈量，我这旨意也算是给王爷们提个醒，因为不久的将来，该轮到他们“减肥”了。
  李邦华等人刚走没多久，王承恩领着骆养性一路小跑赶来，看着两个人的神情，我的心情不禁紧张起来，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尽管骆养性已经从送信之人口中知道了一二，但是他还是把急报恭敬的呈给崇祯皇帝，“皇上，西北有变。”
  骆养性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心道该来的躲也躲不掉，难道这就是宿命吗？尽管已经有了些许的心理准备，但是看过急报之后仍然让我脑门冒汗，瑞王朱常浩死了，是死在了农民起义手里，农民军已经在汉中成了气候。
  “杨鹤在干什么？”我把急报狠狠的扔了出去，“朕对西北如此上心，减免赋税，小心的赈济着，到头来却落得这个结果，真是气煞人也，杨鹤的兵马都是纸糊的吗？”
  骆养性见崇祯皇帝火气正盛，小心的解释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杨大人正在陕北剿匪，无暇顾及到汉中啊！而且，陕西事情颇为复杂……。”
  其实在崇祯刚刚即位的时候天下已经不太平了，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了叛乱，第二年，贵州土司安邦彦也反叛，两人互相则应致使西南大震，直到天启末年才费尽力气把叛乱平息下去。
  而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有荷兰人占据澎湖列岛，进而盘踞台湾，更为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海商集团，既做生意也干打家劫舍的买卖，势力非常强大，朝廷根本束手无策。
  崇祯登基后，海上霸主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跟朝廷作对，虽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朝廷仍然无法节制他们。
  这是西南和东南，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都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安定的因素转移到了北方，伴随着百年难遇的灾害泛滥起来。
  要插一句的是山东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虽然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下来，但是徐鸿儒使用的手段却是最让人头疼的民间宗教，邪教之流，很能蛊惑人心。
  接着便是陕西的民变，实际上陕西的民变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是那时候的民变规模比较小，不是偷鸡摸狗就是拦路抢劫，远没发展到攻城掠地，夺府杀官的地步，因此地方政府也就把这个归类为治安案件，没怎么深入治理，也恰恰因为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才使这些小规模的民变逐渐发展，渐成燎原之势，从而走上历史舞台。
  最初是王二、王嘉胤，他们闯出字号后，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为了糊口，伸手夺食，形成了几股重要力量，诸如汉南王大梁、老回回马守应、罗汝才、安塞高迎祥等等。
  我在骆养性的进言下平复震怒的心情，一点点的回顾脑海中跟农民起义有关的资料，以及我做出的措施，其实陕西就是一个无底洞，自从我接手以来没有一天不要银子的，可数百万两银子塞进去了，一点起色都没有，岂能不让人恼怒。
  杨鹤见崇祯皇帝心态平和不少，“皇上，现在陕西主要有两股流贼，在南则是王大梁，在北则是高迎祥，他们彼此互相呼应，杨大人也是疲于应付，困难的很。”
  我叫人捡起急报又看了一遍，招呼骆养性道：“骆爱卿！你看看。”我见他看完了接着道：“杨鹤做的已经不错了，朕刚才失态了，观此急报可知陕西的乱民不但数量不减反增，活动的区域也增加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为了找口饭吃的农民啦！”
  骆养性点头道：“皇上所言极是，最初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那是乌合之众，作战能力很差，可现在来看，乱民之中不但有了土贼，还有边贼，回贼，响马土匪之流，这些人很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式，强悍勇猛的很，所以杨大人应付起来才会吃力，所以瑞王才会遭遇不测。”
  其实骆养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说，那就是崇祯皇帝对陕西用政太过苛刻，杨鹤和杨嗣昌赴陕带着的命令是以剿灭为主，安抚为辅，其不知陕西民风彪悍，正是这一点才使杨鹤举步为艰，使流民越发难以剿灭，这些话骆养性想说却不能说，他觉得火候还不到。
  “骆爱卿有何见解？”我问杨鹤。
  骆养性沉吟一声道：“微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堵住流贼流窜，不要让流贼窜入其他省份，免得再生出事端。”
  又走回了老路，听了骆养性的话，我记得历史也有过这个烙印，希望把农民起义控制在陕西一省，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啊！对此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急报上说农民军差不多有二十万人，怎么打呀！
  “朕打算让洪承畴率领新军入陕，不知爱卿以为如何？”张庆臻带走了两万人马，京城现在还有四万新军，我想让洪承畴亲自带领两万新军入陕，帮助杨鹤剿灭流贼，一定要尽快剿灭流贼，跟皇太极的和约随时都可能会撕毁，我可不想陷入两面作战。
  历史记载，洪承畴的理念就只乱世当用重典，这和明轩的思想不谋而合，明史有再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原因。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崇祯四年（1631年），三边总督杨鹤为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崇祯五年（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
  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崇祯四年（1631年）至六年（1633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骆养性一直认为崇祯皇帝非常英明，他就是不明白崇祯皇帝为何在陕西一事上一意孤行，这件事应该召内阁成员共同商量一下才是，集思广益未必不能想出一个好办法呀！
  “微臣没有异议，不过……微臣认为一味的围剿没有收到成效，不如改变一下，只要诛除首恶即可，对那些胁裹从贼的老百姓一定要从宽处理，孙大人和杨大人应该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其他人就未必了。”
  我感觉骆养性意犹未尽，问道：“爱卿都知道些什么，不要吞吞吐吐的，爱卿不觉得难受吗？”
  孙承宗身为兵部侍郎，对陕西之事了解的很，他虽然没亲眼看见，但是听说陕西当地的地主豪强和一些领兵将领对那些胁裹从贼的老百姓一个都不放过，加上朝廷大方向政策也是以剿灭为主，才酿成流贼越剿越多，剿不胜剿的局面。
  “皇上，微臣有话说，顶撞皇上之处还望皇上不要怪罪。”骆养性见崇祯皇帝主动问自己欲言又止下面的话，觉得火候已经到了。
  我哦了一声道：“骆爱卿，乃我亲密之人，朕与你名为君臣，但是朕从来都是把你当作朋友看待，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也不会把你如何的。”
  “承蒙皇上看得起，魏晨青云直上陪王伴驾，然，微臣每时每刻必诚惶诚恐，生怕辜负皇上的重托，令微臣欣慰的是皇上不愧为中兴明主，所作所为都让微臣佩服至极，可是……。”骆养性把话锋一转，“可是皇上最近变了，变的乾刚独断，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俗话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一人计断，多人计长，在内外交困，举步为艰的时候更需要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微臣的肺腑之言，望皇上三思。”
  经过我里外三刀，贬官外调，基本已经肃清了反对的声音，逐步的迈向军事独裁统治的设想，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被我倚为心腹的骆养性叫我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我当然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是满朝文武，能出好主意的有嘛？如果真有管仲，房、杜之流的贤臣，我至于事必躬亲嘛？
  “骆爱卿的意思朕明白，可是骆爱卿不会理解朕的苦衷，朕其实并不想乾刚独断，或者像旁人说的刚愎自用，可惜朕不这么做，恐怕上吊都是好下场啊！”我走到骆养性的身边，握着他的肩膀道：“朕的难处太多了，也好，朕今天就召集群臣，看看能否商量出一个好办法。”
  一道旨意下去，六部尚书和内阁部都来到崇祯皇帝的御书房，这些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问首辅徐光启。
  结果徐光启也是不明所以，他这个大学士，与其说是大学士副首相，还不如说是装备部部长来的恰当，因为他整天跟武器装备打交道了。
  我和骆养性从里面出来，众臣参礼过后，我就把陕西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结果除了骆养性孙承宗等人之外，群臣人人色变，仿佛天就要塌了似的，有几个人还掉了眼泪，估计是替瑞王朱常浩掉的。
  大学士刘鸿训第一个反应过来，“陕西一直由杨鹤孙大人总督，朝廷在赈济的同时派兵全力围剿，为何恶化至此？”
  我苦笑道：“刘爱卿问的好，朕也想知道是为什么，自从朕登基以来，用在陕西一省的钱粮无法计数，可为什么还会有如此结果呢？哪位爱卿教教朕啊？”
  被我一问，下面的人没一个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