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午觉醒来，发现姐姐不在身边，我往窗外看去，只见姐姐在她种的葵花下面的阴凉处，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把一块黑布铺在膝盖上，双手不停地在捋平，而且看她那庄重的样子，好像是刚刚哭过。
  看来姐姐很不开心。
  “谁敢欺负我姐姐，”我说完就要下地冲出去。
  “别出去，她想爸爸了。”爷爷拦住我。
  原来，姐姐的爸爸早就死了。
  姐姐的爸爸，我的大舅原是市里一个中学的校长，大舅妈是大商场的售货员，姐姐是个聪明善良的女孩儿，一家三口过着够吃够花的日子。
  有一年上级给大舅他们学校下达了一个指标，让他们按指标选几个“思想有问题”的人，然后集中起来，去参加学习。
  校长大舅认为，顶多就是集中学习几天，自己也没有担任课，不会影响教学任务，正好自己带队去学习学习，所以就报了上去。
  过了几天，下来通知，让他们到集中点去报到，他们几个人就结伴去了，结果，这一走便没了结果。
  大舅走后就被开除了公职。
  从此，姐姐和大舅妈就没了好日子。
  以前，姐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那是老师的骄傲，同学的榜样。
  而现在，姐姐成了批判的典型。说她只低头学习，不关心政治。学习目的不明确，不知为谁学习。爱讲吃穿，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更可恶的是，有几个学习不好的二流子学生，居然动手打了姐姐。
  大舅妈找到学校评理，学校却给出这样的道理：“同学们在批判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学习目的，难免控制不好情绪，和出于义愤，动了手，有情可原，我们也要支持同学们，敢于向资产阶级斗争的勇气。”
  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说，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连衣裙，穿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把脸洗的干干净净，把头发扎的整整齐齐，走路不踩泥，经常洗澡，身上没有虱子，门门功课一百分，有什么不对吗？
  不往学校带一些干窝头，臭咸菜，嘴里不嚼萝卜干等等零食，就是资产阶级吗？
  我们家孩子穿着干净，讲卫生，不吃零食，就是反动吗？
  大舅妈一看，这学校不会再讲理了，便气愤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她便接到上级通知，从市里国营大商场，被下放到了很远的乡下小卖部，工资下降一级。罪名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为了上班方便，就和姐姐搬到乡下那个小卖部的旁边，租了一间民房住了下来。
  从此，姐姐就不去上学了，和妈妈过起了暗无天日的生活。
  不久，家里的公祖房被一个只会写“万万岁万岁的，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的”锅炉工新校长占有了，因为房里的床和家具都是公家的，大舅妈没有理由据为己有，就是一些油盐酱醋，衣服被褥，以及米面煤球等私人物品，也被那个不怀好意的，老婆在乡下的锅炉工校长给扣下了，任何人都不能代取出来，非要逼大舅妈亲自上门求他不可。
  “不行！她又不是不认识这个门儿，见不到她本人，我怎么会不负责任的把东西随便交给你们。”锅炉工校长对任何一个来取东西的人，都是这么说。
  “她被调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也请不出假来。”来人解释道。
  “白天没时间，晚上来也可以吗，啊。只要她来了，我帮她送回去都可以！”锅炉工校长洋洋得意地说道。
  大舅妈就是不低头。
  刚安顿好，家里要啥没啥，一点粮食都没有，饭也吃不成，大舅妈又请不出假来，就让姐姐回市里，到她的舅舅家去借点粮食回来。
  第二天上午，姐姐饿着肚子，空手而归，和大舅妈抱头大哭。
  其实也难怪，你说他家有粮吗？
  不久前，突然有一天，大舅妈接到了上级的通知：“XX分子XXX，在农场劳动改造中，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现已安葬。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XX分子家属前来认领遗物。”
  大舅妈到主管部门开了介绍信，把姐姐送到我家，安排好了。凑足了路费，带了一堆窝头片儿和咸菜圪垯。买好了车票准备上车。
  原来坐火车不光是要买票，还要介绍信。进站时，保卫人员一看介绍信，便提高了警惕，对大舅妈的挎包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发现了上坟用的纸钱和一堆窝头片，咸菜，便说她是去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并要她交代，到了那里和谁联络，接头地点等等。
  大舅妈指着介绍信说：“这不是，XX分子家属前去XXX农场认领死者遗物。说的很清楚嘛。我也只是想在他的坟前给他烧把纸而已。”
  “那你带这么多吃的，怎么解释。”保卫人员凶狠地说道。
  大舅妈用手，把那些窝头片儿整拢起来，和气地说道：“你们看，这只是四个窝头不到，你们男人一天四个窝头不够吧。我怎么可以凭这四个窝头，穿越西北大沙漠投敌叛国呢，靠这四个窝头我能到农场就不错了。”
  大舅妈终于向那些人解释通了。
  还好，火车晚点了。大舅妈便踏上火车去了大西北。
  大舅妈一路辛苦就不必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农场。
  “死者的遗物，一床被褥，一块毛毡，一件皮大衣，已经被他同监的犯人分了，不过也没必要追回了，已经烂的不成样子了。”农场的一个老干事接待了大舅妈。
  “能不能找个人带我去认认坟？”大舅妈提出。
  “不用了吧，今年春天一场大风暴袭来，全被沙漠盖住啦，你看，西北那一片，那下面有无数的坟头。唉，你呀，真不该来。”
  “本来我是准备给他来烧把纸的，进火车站时，他们给没收了。”大舅妈望着西北那一片沙漠流下了眼泪。
  “节哀吧，此时一切都没用了，注意自己的身体吧，一会儿农场有车去县城，我给你说说，你就赶紧回吧，这里你连个住处都没有。”那个老干事说道。
  “哎哎，哎哎，车站住，站住！”老干事喊住出了大门的卡车。
  “叔，啥事儿？”司机探出头来问道。
  “有地方没？”老干事问。
  “上边有。”
  老干事看了看，指着驾驶室里的一个小青年说道：“你年轻，出来上后面去，给我捎个妇女到县城，送到火车站。”
  “这是谁呀。”小青年下车问。
  “你还记得那个校长不，这是家属。”
  “奥，好人。来，嫂子上车吧”小青年说罢，上卡车后面去了。
  “一定把这事给我办好了。”老干事又嘱咐司机道。
  “放心吧，叔。”
  车开了，大舅妈伤心地离开了农场。
  大舅妈回来后，便给姐姐送来一块黑布，姐姐把它屡屡平，叠的整整齐齐，装在衣兜里。并在笔记本里写道：
  一个榆钱飞舞的季节，一个乌云蔽日的早晨。一个肩扛行李的汉子，一个莫名其妙的“罪人”。上了一辆押解他的卡车，从此便无了音讯。说是去了什么“学习班”，却被埋在了沙漠中。
  是偷盗，是抢劫？是放火，是杀人？没有人起诉，更没有人宣判，默默地赴了死刑。亲属受到迫害，死者尸骨无存。娘想儿来，儿思父，妻子含泪念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