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黝黑发亮的蓝钢列车拖着长长的笛音缓缓地驶离了广州站，在炙热的日光投射进来之后，第5号车厢的帘布才恋恋不舍地被拉满，这是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全是一间间隔离开来的软卧，通常都是给在华外国商务贵宾准备的，不过今天整节车厢都成了丘吉尔代表团的所在。
  天气很热，空气中仿佛能直接拧出水来，虽然车站反面已尽可能地为头等车厢的旅客们准备了冰块，但依然显得无济于事。丘吉尔的大胖圆脸上时不时有一滴汗珠滚落下来，偏生这家伙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死活不肯将那身绅士礼服脱掉——也不知道已吸收了多少汗水。
  不过，虽然天气糟糕的可以，但丘吉尔却没有任何不适应的神情流露出来，亦或者说，他的心思全在如今微妙的国际形势上了。
  对北京方面传递来的消息及背后可堪玩味的潜台词，他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政府在*裸地摆谱！不过，眼下大英帝国还真的不能在这种问题上与中国较真，充其量只能捏着鼻子装不知道了。
  所谓走海路风险大的借口是他压根不会采信的，再借给日本政府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海上攻击英国船，但海路的速度实在是慢了点，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速度还是越快越好，广京铁路相对而言就具有比较优势。从另外一个角度，丘吉尔也能隐隐约约推测秦时竹的想法：历来各帝国主义列强都是凭借着坚船利炮直入大沽口在天津登陆的。在天津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战斗。满满地都是仇恨。而除了战斗之外，哪怕是各国使节从大沽口平和登陆，也被看做是屈辱的象征，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些“洋大人”又要提出中国方面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接受的要求。在中国已是国联五强的时代，这种屈辱更加地不能令人接受。
  此次丘吉尔动身赴京，当然是抱着交好中国方面的立场去的，无意再在这个关键点上失分。这只是旅途开始时的小插曲，丘吉尔也算得上是能屈能伸的人物。不会太在意这些个小节，他现在满脑子盘算的如何完成使命——伦敦方面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请示予以了同意，并且反复告诫他务必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尽快推动中日议和，使远东地区能够形成有利于英国的新的均衡；第二，务必要遏制住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滨海共和国眼下的局势更是当务之急。
  在他看来。这两个目标无论哪个都不好实现，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形成成熟的预案，更谈不上与自己的随从们商量，好在到北京至少还有2天2夜的时间，他没有任何忧虑或者困惑，反而换上一付如释重负的神情。
  “这见鬼的天气。简直就在蒸笼里面一样。”嘟囔了一句不列颠最擅长的天气，他拉开了话题，“都说说看吧，先生们，对于今天我们所将面临的情形有什么观点？”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又补充了一句：“或者说，你们观察到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变化。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呢……”
  “大臣阁下，我很愿意就一些话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外交部常驻香港的官员，莫德迅经常往来两地，也给自己取了一个看上去异常中国化的名字，“中国的变化很多、很大。仅以广州为例，这座城市作为南方革命党的心脏城市，在中国革命以后变化得非常快，特别是在秦时竹政权确立全国统治后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作为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官员，莫德迅对于广州的认识有着直观的感受，他从黄花岗举事开始讲起，一直讲到陆战队进广州城定乱，将十余年将广州城的政治动荡讲述了一遍，同时又描绘了现今的广州经济情况——广州是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已形成了造船、机械、纺织、外贸和建筑五大支柱产业，在中国国内的重要地位仅次于上海。
  “听上去发展得不错。”丘吉尔点点头，“有多少是北京方面的功劳？”
  “谦虚一点的说，北京方面占了50%，香港方面占了30%，本地精英占了20%。如果不谦虚的说，北京方面的功劳在95%以上。”
  “这样是否太夸张了一点？”随行的秘书插话道，“虽然广京铁路的开通加深了与北京的联系，但两者间毕竟间隔遥远——这个距离可是比伦敦到巴黎或者柏林的距离要大得多。”
  “丝毫没有夸张。”莫德迅认真地解释道，“广州的秩序，是国防军带来的，在他们入驻以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不稳定情况；广州的资本，是辽阳集团引来的，确切地说，在辽阳集团投下巨资后，南洋的中国华侨才被吸引过来投资；广州的社会秩序与管理制度是北京方面确定的，甚至于派遣官员到香港学习市政管理办法的决策也是北京方面制定的……”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丘吉尔把玩着他心爱的烟斗问道，“秦时竹不是号称最讨厌租界和租借地么？怎么会派官员向我们学习？”
  “这一点上我没有夸大，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治安管理，无论是市政建设还是社会维护，广州一直以来都在学习香港的做法，一些年青官员——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被派遣过来学习，回去后过不了几年就变成了所在部门的骨干。您要知道，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一两个最高长官，而是密如织网、毫不起眼的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圈。因为市长3-4年就会更换，但局长和处长们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呆个10、20年。更要紧的是，他们面临的利益集团不大甚至还来不及形成，因此在很多方面，政策的推行甚至比我们更彻底、更直接……”莫德迅耸耸肩，“各位也许会将其视为民主体制的不健全，但从我理解的角度出发，这么做保证了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能力。更何况，谁都承认，秦时竹政权压根就不算民主体制，充其量只能说是威权体制吧。”
  恰好有人补充证明莫德迅讲的是实情，不仅香港，上海的工部局、天津的公共租界中都有派遣过来学习考察的中国官员。丘吉尔的笑容就有点儿僵硬，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只是个自信心膨胀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真如莫德迅所言，应该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对手。
  “阁下，我刚才说的是广州自身的变化，不过，这还不算粤港之间最重要的变化，最重大的变化是目前的人员流动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有大量的中国人跑到香港去？”
  “可以这么说，但也有更多的人跑回中国去。”
  丘吉尔笑了，拍拍莫德迅的肩膀：“你似乎过于紧张了一点……”
  “不，前段时间我利用空余时间做过分析。到香港来的中国人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斗争中失意的军阀政客，以及在竞争中被排挤出来的土豪，以及在治安整肃中被清扫出来的黑道头面人物；而另一类则是刚刚脱离了土地，差不多除了随身衣物外别无他物的赤贫人士……前一类主要是消费者，除了钱没有特别的贡献，反而经常发生事端；后一类虽然为香港低端产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但几乎都是文盲，只能做最简单、无用的重复劳动。”莫德迅将声音提高了八度，“而离开的人呢？除了一部分其他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力及其家属……”
  丘吉尔的脸色开始凝重起来，“你的意思是，香港的产业熟练工人正在逐步流失？”
  “没错，正是这个迹象。一方面是因为广州更为优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产业迁移，带动着工人随同前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有大量与香港类似的产业，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无形中就把人员给吸引走了。”莫德迅介绍道，“同样一个工人，到了广州之后能多拿15-30%的薪水，哪怕是同样的薪水，因为广州物价更低，他们能剩余更多。”
  丘吉尔沉住气，问道：“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没有接到相关汇报？”
  莫德迅苦笑一声，别看他在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真到了英国国内其实什么也不是——别说他没有写这个报告，即便写了，也不见得能够呈递到高高在上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手中，倘若没有这次赴京之行，他们之间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他可不想自讨没趣。丘吉尔也就是下意识地一问，以他多年在政坛纵横捭阖的洞察力，下一秒钟就完全明白了其间的前因后果。
  他拍拍对方的肩膀：“这次与中国方面谈判，你就做我的特别助手吧，我认为你要比北京城里只知道风花雪月、附庸风雅的先生们可靠得多了。我有一种预感，这次与中国的谈判，绝对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斗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