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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继愈中文系学习三年后，留校团委工作。
  校园东侧有一幢灰色清水砖墙的三层楼,清一色的单身宿舍,每间十一二平方米左右，不带厨房，需要“造饭”的在楼道里“埋锅”，每个楼层设一间公用厕所。这就是超期服役达原设计时间三倍的筒子楼，也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顶层有一个房间,周继愈和他的父母都在这里。母亲姜桂芬在后勤部门工作，这间筒子楼就是分给她的宿舍。继愈没有去两人合住的集体宿舍，住进母亲的筒子楼。
  周忠武年过六旬，个头不高，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已经离休。为了旺旺母子的事，专程来儿子的住处，“再不能拖了！旺旺都五岁了，若不尽快领到北京来，没有一年的适应期，孩子怎么上学呢？”
  “是啊，人家太不容易了！母女俩抓养一个小孩，还背着‘作风问题’的罪名，被人指指点点。现在到处平反冤假错案，我们家也应给人家一个名分才是。”周继愈的情绪有些激动，这是难免的。三年的学生生活，由于担心影响前程，没有给她写过信，也不知道孩子的情况。三年来，他把对惠萍母子的思念强压心底，默默地承受着生离的熬煎。毕业留校后，他打算和惠萍取得联系，倾吐积压在心底的思念，尽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责任。母亲姜桂芬仍然心有余悸，嘱咐儿子按兵不动，由自己出面投石问路以后再作打算。姜桂芬托人带给惠萍一封信，慌称继愈准备考研究生。惠萍也回了信，随信寄来旺旺的照片。周忠武看到孙子的照片，舔犊之情溢于言表，把照片装在胸前贴身的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离休以后，更是天天催促将母子二人接回北京。
  “你们两个说得都在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继愈和惠萍属于非法同居，旺旺母子来北京后算什么名分？继愈才工作不久，和惠萍的事传出去对前程有没有影响？”周继愈当学生时大灶吃腻了，留校后不愿去大灶。为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姜桂芬的业余时间不得不和油盐酱醋打交道，不得不在这间筒子楼里奏响锅盆瓢碗交响曲。对儿子，她一直觉得有些亏欠。他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去了山大沟深的故里，一去就是十个年头。该学知识的时候没有上学，该长身体的时候没有吃好。现在，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哪怕自己多干点家务，也不能耽误儿子的工作和学习。一股清油炒葱花的味道从楼道飘进房间，开水煮挂面加几个荷包鸡蛋，姜桂芬已经做好午餐。
  三人边吃挂面边说事，这样的家庭会议已经开过好多回了。“一直拖不是个办法，迟解决不如早想办法！”周忠武恨不得旺旺马上回到自己身边，年过六旬，孙绕膝前，也是人生一乐呀！
  继愈从故里归来，就把他和惠萍之间的事告诉了姜桂芬。但是，姜桂芬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松柏峪充满复杂和特殊的情感，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或多或少与松柏峪相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难道你忘了，你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又是怎么来的？”
  周继愈是驻过松柏峪大队的脱产干部，对松柏峪的基本情况还是了解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别有用心的人总是极少数。松柏峪写证明材料的当权者是俞世珍，土改时就是他主张给俞爷爷定地主分子的！松柏峪的老百姓倒是挺纯朴的。你看那个叫俞致祥的小伙子，是人家替我背着黑锅，我才顺利走进大学校门的。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咱对人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曾说过！”
  “不是我们无情无义，实在是事出有因，时机成熟我们一定得感谢人家！但是，你考虑过俞家的成分没有？你爸做了几天俞世昌的养子，还是部队首长的安排，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我们老了不要紧，继愈才开始生活，地主成分的岳父会带来什么影响？”她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小孙子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妈，你说这些干啥？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说这些！”
  “不说不等于不想，你没经过不知道害怕，只要你和俞惠萍结了婚，一个地主岳父的社会关系就记入档案，它会伴你终身的。”
  “地主富农成分取消了！”
  “成分一栏填什么？”
  “填群众！”
  “贫下中农填啥？”
  “还是贫下中农！”
  “群众和贫下中农一样吗？”
  “妈，你不懂，这是结婚，首先得考虑感情！”
  “我们这一代有好多都不是自由恋爱的，还不是过来了！”
  “那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事，我管不了；我的事也不要你管。妈，我不和你说这些。一句话，你办还是不办？”
  “办，办，办！旺旺母子住哪儿？俞惠萍的户口如何解决？在北京干什么工作？”姜桂芬像放连珠炮一样一股脑抛出三个问题，心里却在埋怨着继愈，去故里下乡那是权宜之计，回北京是迟早的事，谈什么恋爱呀，年轻人就爱感情用事！转念又一想：继愈远在异乡，举目无亲，在寂寞无助的时候突然遇上心仪的女子谈情说爱，求得感情上的慰藉也是很正常的，她的心肠又软了下来。
  “妈，反正我是非惠萍不娶，人家在咱最艰难的时候给了我家庭的温暖，咱现在好了，就把人家忘得一干二净！”周忠武表示赞同：“继愈说得对，人不能没良心！我已经有负于俞家一回，儿子可不能再来第二回了。”
  已经用完餐的桂芬系上护裙，准备收拾碗筷，“良心，良心，你就知道良心，你吃亏就在事事讲良心！你看你的战友至少都是司局级了，你才是个处级。”
  “这就不错了，多少人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死在了枪林弹雨之中，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别再高谈阔论了,解决一下实际问题。还有一勺饭,你们俩谁来解决?倒掉怪可惜的，不倒掉影响我洗碗。”桂芬开始收拾饭桌了。说是饭桌，实际上是一桌两用，平时是办公桌，开饭时是餐桌。不要说没有餐桌，就是有餐桌，也没空间摆放。
  “继愈加一些吧！我是不敢加的，筒子楼不比我们单位的家属院，一层楼只一间厕所，喝得多要不停地上厕所。我可受不了这份洋罪！”周忠武为了减少入厕的次数，茶水都不敢喝。
  “好的，给我盛上！咱还是说惠萍和孩子的事吧。妈，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咱一步一步来好吗？”继愈与父母亲已经商量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你说咋办呢？”说归说，姜桂芬对儿子向来还是宽容的。
  “你能不能在你们后勤部门给她找个差事，再等机会。”
  “你在团委工作，将她弄到后勤，你们两个怎么来往呢？时间久了，没有不透风的墙。眼下正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掀起*的时候，你给团员青年怎么说呢？想办法只能在外面想。”桂芬更看重的是儿子的政治生命。
  “孩子是周家的骨血。当年不是俞世昌救我一命，十个周忠武也不在人世了。如今他的儿媳和孙女又含辛茹苦地抓养着我们的孙子，我们周家欠着俞家两代的人情！我想办法,就是豁出这个老脸也要把惠萍母子接到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