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父阴着脸，连指责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国红给他们开门时他也没露出好脸，直到王国红的父母起身相迎，他的脸上才强行挤出一丝礼貌性的笑容。
  王家对他们的招待，完完全全比不上白家用心。
  除了居住环境稍微阔朗点，白家的经济条件不如王家，可是白家使出浑身解数准备了十二道菜和白面馒头，并请人陪客，以示尊重。
  而王家没有请人陪客，一家四口和余父、余母、余庆安一共七个人，饭桌上只用浅口盘子摆着四道菜，其中蒜黄炒腊肉中的腊肉、红椒炒香肠里的香肠、萝卜炖野鸡里的野鸡，余父和余母一入口就知道是幼子从自己家里拿来的那些。
  如果仅仅招待不周也就算了，偏偏王父说道：“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有什么苛刻的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余大哥余大嫂凡事一视同仁。”
  余父的头脑十分冷静，问道：“一视同仁是什么意思？”
  王母笑道：“自然是庆安他大哥有的，庆安也得有，庆安他嫂子有的，我们家国红也得有，总不能让国红婚后让人笑话说亲家厚此薄彼。”
  余母心中满是怒火，当即不客气地道：“放心，俺们老两口绝对一视同仁。庆国有给对象买衣服的布票、鞋票和一百块钱，俺们给庆安了，想必已经花在他对象身上了。俺们给庆国媳妇的见面礼，庆安的对象也有，那回来俺们家，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突然登门而不给，将来的改口费也一样。庆国媳妇有俺们给的二百块彩礼，俺们也会给庆安的对象二百块彩礼钱。俺们花钱给庆国办酒席，也会给庆安花钱办酒席，一视同仁，绝对不会厚此薄彼。”
  “这不对吧？怎么我们家国红没有缝纫机和自行车？”王母当即露出不满之色，“我可是听说了，庆安他大哥结婚，又是盖新房，又是买东西、下彩礼的，林林总总花了不下一两千块钱，怎么摊到我们国红就只有两百块彩礼？”
  “既然你说到这里，俺就在大伙儿跟前说明其中的原因，免得以后背地里在外人跟前说俺们偏心。”能嫁到余家做长媳，余母可不是乡下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上过女子学堂，一脸严肃地解释新房和大件的花费来源，最后道：“庆国媳妇的娘家陪送一整套老榆木家具和两床被褥、六十六块压箱钱、二百斤粮票，不包括衣服鞋袜和给庆国的改口费，两位要求俺们一视同仁，不知道两位陪送多少嫁妆？既然要求彩礼，就该有相应的嫁妆，不是吗？如果和俺们家大儿媳妇相差无几，俺们一定强制庆安把自行车和手表放在彩礼里，也强制他攒钱买缝纫机，要是盖房子俺们也强制他掏钱，大不了婚后日子过得紧巴点。”
  听完余母这么一长串的话，王家四口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尤其是王父、王母，脸上忽青忽白，就像是剐了皮的丝瓜。
  饭桌陷入诡异的寂静，过了好一会儿王父才道：“作为新中国的工农子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必须摒弃奢华之风，以崇尚勤俭节约为荣。”王父四十四五岁的年纪，文质彬彬，衣着打扮十分斯文儒雅，说的话也很符合时下的规矩。
  余父笑了，“必须摒弃奢华之风，以崇尚勤俭节约为荣，也就是说两位不准备陪嫁。既然如此，要求我们送和我大儿媳妇一样的彩礼干嘛？”
  余母点头赞同，道：“俺是乡下人，两位想要彩礼，还是给俺一个确切数目的嫁妆吧。”
  余庆安急忙插口：“不用，不用，我看中的是国红，不是嫁妆。我就是清楚叔叔婶婶遵从毛爷爷的教导，不准备陪送国红嫁妆，才决定买自行车和手表留着我和国红婚后一起过日子用，而不是放在彩礼里面，缝纫机也一样，票在我手里，等我和国红结婚了就买。”麻利地向岳父母解释了自己买自行车和手表的原因，同时又讨好了他们和王国红。
  王国红和白玉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她穿着军棉服、藏蓝裤子，剪着刘胡兰头，天生一张方脸，浓眉大眼，别看她是城里人，皮肤可比白玉娴黑多了，而且粗糙，手脸都有冻疮，凭心而论，粗手大脚的王国红比白玉娴更像乡下人，可以用一句“飒爽英姿”来形容。
  王国红爽朗地道：“爸妈，你们这是干嘛呀？你们都不打算给我准备嫁妆，干嘛问余大伯和余大娘要彩礼？让我说，那二百块钱都不用要。咱们厂里的同志结婚，哪有一个提起彩礼嫁妆？也根本不需要下聘、办酒席。在工厂领导的主持下，新人领了结婚证，请同事下馆子吃一顿就行了，又简单又省钱，而且没有违背毛爷爷的教导。”
  她数落完自己的父母，转头对余父和余母致歉，“大爷，大娘，你们别生气，我爸妈就是糊涂了，自己没打算陪嫁，反而要彩礼，一样的事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方法，我都看不过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二百块彩礼都不用给，也不用在乡下大办酒席，我们城里不流行，只要大爷和大娘、大哥、大嫂到那天来见证我们宣誓、领证就行了，当天请几个同事的饭钱和票我和庆安手里都有，也不用大爷大娘出，大爷大娘手里的那些留着自己花。”
  余父和余母听了，不由得对王国红刮目相看，心里升起一点好感，没想到王国红上回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不佳，现在为人说话倒完全不差，甚至比余庆安都识大体。
  “国红，你说的俺明白，你是个好孩子，不过俺们乡下人结婚，哪有不办酒席，不给长辈磕头的？总不能让他们掏了礼钱，却连一顿好饭菜都没享受到。俺大儿子结婚好好地办了一场，要是小儿子不办酒席却收礼钱，不得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一辈子闲话。”余母说道。
  王国红为难地道：“乡下是乡下，城里是城里，城里没有办酒席的风气，我们也不能开了这先河，叫人举报说我们大搞奢靡享受之风。”
  余父心里权衡片刻，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我看不如这样。既然没彩礼没嫁妆，我们老两口准备的这二百块钱就在结婚当天连着改口费一起给国红，留着他们婚后过日子。我听我大闺女说，城里凭着结婚证能领一张家具票和几斤糖果票啥的，庆安手里有缝纫机票，或者你们买缝纫机也行。我们尊重城里的规矩，家里就不办酒席不收礼钱了，但是等你们结婚那天，在馆子里多请两桌，点几个硬菜，只请庆安的叔叔婶婶哥哥姐姐这几家亲近的过来吃一顿，是个见证你们结婚的意思，这笔花费就由我们老两口掏。”
  余母眼睛一亮，在一旁点头附和。
  这么一来，六个女儿和才结婚的大儿子就省了五十块钱的礼钱，自己老两口虽然出了这笔饭钱，没有礼钱相抵，但不会让人说闲话。
  王国红立刻就同意了，感激地看着余父和余母，以为他们是为自己着想，尊重自己的想法，而王父和王母本身没有嫁妆给女儿，又有女儿自己拆台，现在见二百块钱余家交给女儿了，没有说不给，也就没有反对的意思，于是这场会亲家算是皆大欢喜。
  在他们商谈余庆安和王国红婚事的时候，白玉娴和余庆国正在废品仓库里淘宝。
  巧了，看守废品仓库的管理员还是上回那个用毛爷爷语录和白玉娴对话的人，听白玉娴想找罐子放东西、想找纸张引火，没有为难就让他们进去了。
  仓库里的东西已和上次不一样了，之前的已经运出去了，现在的依旧有那么多种类的废品，甚至数量比上回多一倍，大概是即将过年没人处理的原因。而且，废品里有陶瓷和玉器、字画，线装书也有很多，不知道又抄了谁的家。
  白玉娴眼光精准，有余庆国帮忙，很快就把有文物价值的一些东西搬到一边，铜器、陶瓷、木器、字画和古籍，古籍最多，足足二百多册，玉器是一些小件，也有七八件。
  木器中有两把紫檀雕花圈椅和一个黄花梨的书架，余庆国麻利地给拆成一堆木头。
  “庆国，管理员会同意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么？别看这些东西不大实用，现在国家处处抄家，可这些都是好东西，有钱都买不到。”白玉娴低声跟余庆国解释。
  大半没见过的古籍就不多说了，字画里头她淘到了一幅齐白石的画，还有一幅是张大千的，在自己记忆里没出现过，应该是在这场浩劫中消失了。另外几张字画的年代很久，书画造诣很深，但是名气似乎不太大，因为不是她知道的那些大家。
  余庆国沉吟片刻，把几件体积不大的玉器塞进陶罐或者瓷罐，把几张字画去轴，叠起来夹进古籍里，搬出去过秤的时候在古籍上面放几本普通书籍，用来掩人耳目，憨笑着对管理员解释道：“自从下雪，俺家的柴禾就没干过，引火可难了，多弄几本没用的书籍回家，不仅俺用，俺爹妈也用，可比稻草好用，省下稻草沤肥好种地。”
  管理员没在意，麻利地过了秤，看了看搬过来的木头和瓷盘，脸上却露出一丝疑惑，白玉娴赶紧解释道：“俺们俩才结婚，家里空荡荡的，又缺家具，又缺盘子碗，可不止罐子一样，所以俺见到仓库里有完整的，俺就一块拿出来了。”
  管理员嗯了一声，没起疑心，过完秤，算总账，纸张木料一分五一斤，陶瓷大的如青花瓷缸、粉彩罐子是一块钱一件，小的如花瓶、盘子、碗、茶杯是一毛钱或者五分钱一件，铜器仍然是最贵，一块五一斤，所有东西加在一起，总共二十八块六毛五分钱。
  事先把几件玉器藏在陶瓷罐里了，白玉娴心里过意不去，举起手里后来找到的一支翡翠凤头簪问道：“这个东西多少钱？俺看着挺好玩，想买回去玩。”
  管理员看了一眼，“那个啊，不能送进厂里支援国家建设，不值钱，送你了。”
  白玉娴大喜，连连道谢，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昧下那几件玉器了。